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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洙
(1962年与梁思成先生结婚，十年动乱中与梁思成先生共同度过了苦难的岁月)
1955年2月，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北京市成立了“批梁”办公室，组织了96篇批判文章（后来只发表了十几篇）。对一个学术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无论是对梁思成本人或是建筑界都是无益的，反而使一个学术性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研究，并在以运动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方面，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今天回顾起来，当年所谓“大屋顶”问题，其消极方面是在探索民族形式的建筑实践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推翻了长期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特别是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接着是“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建筑师们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出于民族自尊感。在感情上很自然而合理地接受了“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而解放前的大多数大学建筑教育基本上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几乎完全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民生凋敝，根本没有盖过多少房子，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在现代建筑中去探索民族风格，从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因而50年代初，当建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大量出现，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严重不足，设计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在学习苏联“民族形式”、“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建筑师们一时纷纷走上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道路来设计新的建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
尽管梁思成在4O年代就已经说过，“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因为糜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尽管他提醒建筑师们，“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此外，今天民间还有许多匠师和艺人，他们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尽管他一再强调不要“抄袭”和“模仿”，但由于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正面的成功的模式可供大家借鉴，建筑师们包括梁思成自己却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起始阶段，再加上各修建单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铺张，一哄而起的不良作风（这种作风37年来虽经一再反对，但至今仍然到处存在），致使这些提醒和劝告都无济于事。简单的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仍然风行一时，遍布全国。
梁思成对这许许多多的仿古作品，并不满意也不赞成，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还在创造和摸索的过程中……所以要马上就理解得很好，做出高度水平的作品是很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只要设计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的努力或愿望……”因此，他还是肯定了新建筑中的一些优点，他深信着“几年以后”，“我的真理将要胜利”。但是他还是承认，许多地方出现模仿宫殿式大屋顶，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节约的精神。在这个前提下，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了检查。
林洙谈梁思成的入党和与彭真的关系(摘自 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第28章林洙的故事,据亦凡书库扫校本)
...(1966年6月)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或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代”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
“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他们忘记了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即使在解放前，校委会也是被操纵在少数特权人物手中，就像清华过去所谓的‘三巨头’嘛！所以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星期日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进口袋中，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代”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一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地忠诚和依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梁思成堂妹夫谈所知1955年批梁事(北京最大的一件蠢事,据世纪建筑世界)
我称得上是老北京了，今年已经７０多岁。追思起来，我平生干过的最大的一件蠢事，就是１９５５年我奉命参与了批判梁思成文章组，写了篇通讯《给大屋顶算一笔账》，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又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批判梁思成主张新的建筑物必须全部保持民族形式的思想。
当时最高领导的指示是要同时开展对二胡（即胡风和胡适）二梁（即梁漱溟和梁思成）的批判。北京城建组的负责人虽然知道梁思成是我爱人的堂兄，但还是调我去批判梁思成的写作小组。写作小组由刚任城建部部长的万里任组长，阵容相当强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日报》总编、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都脱产，集中住在颐和园。2004/06/16五柳村编制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