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按:这是《网络动态》2007年3月30日通过wangluodongtai@gmail.com发来的对人大“张鸣事件”的网评汇编，原编者不详，内容是网上已有的，有的五柳村也曾发出，现在编在一起，查阅方便。故悉作为资料收存在五柳村中。
人大张鸣事件网评汇编(三)
言说是一个公民的自由，面对公众事件尤其如此。以下是网络的评论，供大家参考。（注：不包括当时双方的言论。）
您的言论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您的言论就是民意的一份子，每个人的努力促成社会的进步，一起，发表您的言说，发表您的观点。Sdzz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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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叶炜 提交日期：2007-3-22
近日，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克贴出文章，披露其与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的争执，指责其在职称评审等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对此李景治先后发出四封公开信，对张鸣的文章进行回应。笔者以为这次事件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大学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也就是大学日益加剧的官场化问题。
对于大学的官场化，早就有学者予以关注，南开大学的李新宇教授就有专门的文章谈论大学的官场化问题。大学官场化的表现除了张鸣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学术行政化以外，还更多地表现在大学管理层的行政化。大学里面的行政人员的级别设置基本上都是仿照国家行政体制来的，笔者曾经在《忧思大学的官场化》中引用了一首校园民谣说：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大学的一种现状。把政府部门的科层化管理直接照搬到大学的管理中来，而且相应地设置了同样的级别，这就为大学的官场化埋下了体制上的隐患。官员意识在大学的觉醒与强化势必带来大学管理的衙门作风，这种作风多多少少会延伸到对学生的管理。这种观念上体制上形成的官场化氛围，是大学日渐增多的权利、学术腐败的温床，也是大学教育质量不断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鸣事件的发生的根源也在这里。张鸣事件是对大学自由和宽容的考验（如果大学还有自由与宽容的话）。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一名大学教授，张鸣都有权利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人民大学连这个也不能容忍的话，那就太没有大学的风范了。也许会有人会质疑张鸣把学院内部矛盾公开化的动机所在以及方式的合适与否，这种质疑相对于公民的自由权利来讲，是没有太多的依据的。中国人被单位、组织这些东西害苦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内部”这个框子里。似乎什么东西一旦“内部”了，其公开的权利的就没有了。这是一种谬论，是对公民自由的无知和践踏。作为大学来讲，张鸣事件是一个试金石，可以检测出来人民大学是否还有言论自由以及蔡元培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精神。
可惜的是，张鸣已经被撤职，人民大学的做法（据说是集体研究，当然代表组织）很让我们失望。据说人民大学正在研究是否要解聘张鸣，如果张鸣真的被解聘了，我们不得不怀疑人民大学对学者言论的宽容与自由还有多少，如果这样的说法上升的高度太高了，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所大学对张鸣的宽容与自由已经不存在了。作为全国重点高校，人民大学可以不在乎一个教授的去留，但应该在乎他在民众中的形象，在乎大学本来所应该具有的自由精神与宽阔胸怀。
2007、3、22草稿
困知 提交日期：2007-3-18
有位叫茅十七的网友，写了一篇回忆张鸣、萧延中和程农的文章，勾起了我的记忆。我恰好也对这三位老师印象深刻，忍不住也写点东西，来凑凑这个“张鸣事件”的热闹。
我认识的张鸣是一个悟性极高、说话直率、很有点傲气的汉子。但是张鸣对学生极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容易接近，也特别好说话。比如你在路上碰到他，又恰好是吃饭的时候，你说张老师我们一起吃饭吧，他如果没事，就会说“行”，然后就跟你到学生食堂或路边的小店吃饭了。他要是有事找你，常常会自己跑到你宿舍来，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有时候坐下来同你海阔天空瞎聊，一直聊到唇干舌躁你都不想聊了。
张鸣有时候很严肃。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一次答辩会上。他板着副脸，横着眼睛瞪着说话的学生，那个样子，简直可以用“凶恶”来形容。学生说得不好的时候，他直接用“胡说八道”、“语无伦次”来评价。不过他笑起来的时候，一脸的凶相就荡然无存了。他好象不善于微笑，一笑起来就乐不可支的样子，这个样子加上他黑色的大脸庞和一对小眼睛，着实有一种喜剧效果。见过他这样笑几次后，我竟然生出一种放肆的、想捉弄他的心情来。
这种恶作剧的心情有一次终于有了渲泄的机会。那是在一次课堂上，他结实的身躯坐在讲台上一张显然不够结实的椅子上，压得那张椅子吱吱嘎嘎地叫。坐我旁边的同学说，你看着吧，张老师今天会要钻到讲台底下去的。话刚说完，就听到“嘭嗵嗵咔嚓嚓”一阵巨响，张老师毫不犹豫钻到讲台底下去了，可怜那张椅子粉身碎骨。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张老师费劲地从讲台底下爬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大笑，笑得脖子根都红了。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情景实在是太好笑了，又忍不住“扑哧”一声，结果教室里又一阵爆笑。这是我在人大课堂里印象最深的一次课，上课的内容也因此记忆深刻，再也忘不掉了。张鸣这堂课讲的是近代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其中讲到政治动员，讲到D的工作队在农村的政治工作。他这堂课解开了我一个长久以来弄不明白的问题：一盘散沙似的历来只有宗族意识地域观念的中国农民，怎么忽然之间有了那么强烈的横向的阶级意识，并能够进行那么惨烈的阶级斗争呢？原来有一整套的政治技术来铸造这种阶级意识。
萧延中讲课的风格与张鸣完全不同。萧延中充满激情，普通话纯正，语调柔和，抑扬顿挫，象是演说，又象是倾诉，他的课很受欢迎，特别受女学生欢迎。萧老师总也评不上教授不完全是国关学院的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国关学院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不能跟D保持高度一致。张鸣抛开政治问题只拿萧延中的学问水平据理力争，可见他完全不认为学术要受政治支配。国关学院的声明完全不提萧延中的问题，可见国关学院本身也羞于承认学术应该受政治支配。
程农我就不说了，他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学者，一个可以说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程农在人大硕士毕业教了几年书后去美国做了几年研究，然后回到人大，据说现在又去美国了。
sdzzok 2007-3-22
“如何在高校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环境中发挥教授参与治校作用”研讨会综述报告
2003年1月5日，由国家教育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题为“如何在高校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环境中发挥教授参与治校作用”的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来自国家教育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围绕在当前高校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条件下，如何发挥教授参与高校治理的作用展开了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一关于教授参与治校的含义
与会人员认为，要讨论如何发挥教授参与高校治理的作用，首先要澄清教授参与治校的含义，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观点：
1、教授参与治校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种拓展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谢庆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建设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农村基层开展了村民自治，在城市基层开展了居民自治，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高等院校作为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摇篮，教授们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都较高，更可能和应该实行民主政治，通过教授参与高校治理使得我国基层民主政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红太认为，教授参与治校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又一实践，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再到教授自治，是民主自治不断从低文化层次向高文化层次的推进。
2、教授参与治校应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副处长田敬诚认为，教授参与高校治理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问题，需要处理好书记、校长和教授三者之间的关系。书记主抓政治问题，以保证党的领导；校长主抓管理，以尽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教授主抓学术，以便成为本专业的学术权威。在目前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下，完全实行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实行高校治理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教授参与到学校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来，并对决策的结果享有监督权。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就可以实现党的领导和民主的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陈红太教授提出，教授治校是以耶鲁大学为代表的一种高校管理模式，其基本含义是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的或主导的作用，学校的行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教授治校主要有三种形式：（1）学校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等决策与管理机构均由教授互选产生，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2）教授在学校和学院的决策与管理机构如评议会、学科会议中占多数，如慕尼黑大学；（3）学院一级设立教授会，实行教授管理，如日本大学体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桂琳认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高校特有的管理体制，在坚持这一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教授参与治校的途径与形式既不能因袭欧洲的风格，也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只能是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3、澄清教授治校的含义需要破除几个认识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劲认为，教授治校作为一种理念，应上升到民主政治的高度来理解，并不是教授要管所有的事情，也不可能管所有的事情，教授治校应澄清是治什么、如何治，制度的讨论应该能够落实。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成言提出，要澄清教授治校的含义，就要破除几个主要的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教授治校等于要取消党的领导，二是教授治校等于不讲政治，三是教授治校等于不重视管理。教授治校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讲政治、不重视管理，相反，是要探索如何通过教授参与高校治理工作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的政治路线更好地贯彻落实下去，同时通过民主的形式使高校的管理工作更加有效和科学。因此，要想探索如何发挥教授参与治校的作用，就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这些错误观念。
二关于高校发展的目标定位问题
1、高校发展的目标定位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成言认为，大学应该定位于科研与教学，而不应该是国家行政机构，但是现在高校的定位仍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学校都有行政级别，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大学的定位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由社会来决定。由于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元化，大学应该适应市场的需求，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方面对行政计划的依赖应该逐步减弱，国家在主要的方面仍旧可以有规制，但是大学具体的治理方式应该有灵活的探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几乎所有的高校，无论是理科、工科还是文科的大学，都宣称要建设成为综合性的世界知名大学，这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林泰提出，教育部要管理好高校的定位问题，不能把所有的大学都定位成综合性、研究性大学，不同的学校应该在学科设置等方面有不同的侧重，这样才能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2、实现教授治校、高校自治是大学发展的长远目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宝煦认为，教授治校实际上是校务公开的问题，实现教授治校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十三年来，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进步很快，但是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各种发展都是逐步取得、逐渐进步的，不能一蹴而就。在教育方面，基层民主方面也是如此，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要贯彻落实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在现有体制条件下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北京大学教授谢庆奎提出，高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这就需要解决好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和民主体制的对接问题，通过发展和完善现在各校已经开展的民主测评工作，逐步实现直接选举各院系主任，直至直接选举校长，最终实现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
三调整高校治理结构，发挥教授治校作用
多数与会人员认为目前我国高校教授参与治校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桂琳指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教授参与治校的观念已经基本确立，组织机构也基本上健全，各校一般都设有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制度规范也比较完备，在学科建设、职称评定等重大事务上能够自觉主动地提供教授参与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教授治校还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教授的意见并不是最终的决策，重大决策要通过校长办公会、党委办公会最后拍板，最终的决策结果很可能否定教授们的意见和建议，教授对行政和党委决策的各个环节无力监督。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调整高校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发挥教授参与治校的作用。与会人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1、加强高校党政职能部门的学术色彩，淡化学术组织的行政色彩
中国政法大学张桂琳副校长提出，应该提高高校党政领导班子的学术“含金量”，使权力和学术紧密结合，对主要党政领导应该提出较高的学历、学位和学衔要求。即使是不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高校党政领导，也应该有相应的硬件要求。因为在高校中，没有脱离学术的纯粹行政或党务管理，不仅是教学和科研部门，人事、财务、后勤都应该理解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工作思路，只有懂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的专家教授执掌管理权力，才能把教授治校落到实处。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岳素兰认为，教授治校的作用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校务委员会由各学科的教授组成，教学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等重要决策咨询组织也由教授组成，辅助主管教学和规划的校长工作、决策，使得领导的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工作更容易取得成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红太提出应该强化由教授组成的各种评议机构的作用，赋予这些评议机构以实质性的权力，学校发展方向、特色的选择，招生规模的决定，校长以及各院长的选聘，教研机构的设置，职称、岗位与学位的评聘，重大奖励与处罚，国内外重大的学术交流等重大事项均由教授组成的各种评议会讨论决定。高校的行政机构主要负责执行落实教授会的决定，筹措办学资金，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程郁缀提出，应该淡化各级学术委员会的行政色彩，强化学术委员会在学术问题上的决策职能。现在各学院（系）的院长（主任）是当然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势必导致学术行政化，应该在组织和程序上作出规定，院长（系主任）不能担任院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减少行政对学术的干扰。
2、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党的领导方式也应该相应改变。教育部田敬诚副处长和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都提出党委书记要做政治家，不能做事无巨细全部过问的技术官僚，要通过宣传、说服和教育的方式把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好，通过校务会或其他类似组织来实现党的领导。
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认为，只有转变传统的党政领导方式，才能为教授治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目前教授参与只限于一些辅助和咨询作用，尚未参与到学校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来，这是和传统的党政统揽全局、直接统治的模式分不开的。教授治校首先就要享有对学校重大决策的知情权，并参与到治校的大政方针决策中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传统的党政部门对高校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转变为协商、合作的治理模式。
3、树立管理主体意识，改进既有制度，拓展参与渠道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宁骚认为，在现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高校管理体制中，教授应当而且有可能发挥很好的管理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问题是教授要树立自己是“管理主体”的意识。现在的状况是教授既对学校管理有许多的看法、意见和议论，又把管理工作只看作是党政领导及其职能部门的事。所以，要进行“教授也是管理主体”的思想教育和制度安排，使教授认识到在现行体制下也能发挥很好的管理作用。
其次，要改进既有制度，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教代会和教工会等组织的作用能够在校党政领导的决策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同时，还要把校务委员会变成校方重大决策的审议与批准机构。为此，校务委员会（可设想构成人员比例为：现任校、院（系）领导占1/5，学生占1/5，教师占3/5）应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每年换届选举1/3。同时，校级职能部门各处均设一名现职教授兼任副处长，任职三年，每年换任1/3，由校务委员会遴选推荐现职教授参选，经党委组织部门审查批准，由校行政领导任命。
第三是拓展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目前重点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校方的重大决策，只有党政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知道为什么作此决策，教授们最多只了解决策结果，对学校决策信息的掌握不充分。建议办《校务报》公布校方决策，同时由职能部门解释与决策相关的问题。
北京大学组织部李文胜提出了教授治校的成本分析问题，例如选举程序要求全体教授的2/3以上人数参加选举大会，但到会的成本很高，所以还存在这种治理方式的可操作性问题。关于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介绍了澳大利亚大学的经验，澳大利亚的大学校长作出决策后，会及时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把相关信息发送给教授们，使教授们及时了解决策的有关情况，并能够对决策作出反馈。这种沟通方式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具有可行性。
4、修改有关法律规定，为教授治校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红太认为，《高等教育法》与《教师法》把高校的管理制度规定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突出的是党委的决策权力和校长的行政权力，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校管理模式。建议修改《高等教育法》与《教师法》，允许对高校管理模式进行多样化的探索，政府主管部门要下放权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校自治，为教授治校提供法律保障。
2003年1月7日
李杜韩提交日期：2007-3-20
在下在半个月前曾写了一篇《我看于丹走红》的网络文字，从受众的接受心态上谈了一些对于丹教授“论语心得”走红的成因。近日张鸣教授公开其在人大学校的遭遇，再次让我联想起“于丹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角色问题。我认为，“于丹现象”与“张鸣事件”暴露了我们的大学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尴尬：社会转型的混乱中，知识分子如何自处。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华五千年未有之“人生大混乱”时期，个体之在是无根的，要有“我”还是“无我”？
张先生无疑还想坚持传统意义或者说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坚持学术自主、人格独立、传道授业的路子，而反观于丹先生近来的红炎，我以为她已经比张先生“新潮”了。这里无意评价两者谁对谁错，这里不能设置这样的道义或情感上的对错之分。我想说的是：大学，它的作用和功能，正在出现中国之中前所未有的改变，它自从走出精英教育，扩招、一定程度的市场化、社会化之后，大学逐渐转变成生产“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导致张鸣教授批评的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首先，这十几年来，社会上找工难的专业、就业前景不广阔的专业，不再是学生与家长感兴趣的地方，那也导致了学校给他们的资源将不会扩大肯定是缩小，人民大学把政治系并入国关院，我以为此为一例，所谓的211和985工程更是显例。由于有直接的市场供求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能免乎？张鸣先生言“这种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的恶化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211和985工程推行以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行政强化、行政导向急速加剧”正是揭露了这个原因。
这里的原因一放在社会，则是整个社会功利得可笑的“学而优士”现象了。这里的“学”当然不是学问而是文凭，由文凭而来的工作、升职机会、优厚待遇资本等等。怪谁呢？所以我认为，张鸣先生揭露出来的这种现象很难遏制，没有一股力量的来源去作卓有成效的遏制。大学不可难免不再是块“世外桃源”，知识分子不再有独立性，学问与人格不再是大学里最讲究的东西，因为这一切不能产生效益！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式的“有我”知识分子只能是“遗老”式人物，如果已经在国内产生广泛名气的，大学还可以有所选择地“供养”起来以作“标本”，而还没有形成气候的“徒子徒孙们”就肯定不乐观了，他们要么转型成“江湖术士”，凭教授、博士、专家、学术委员的衔头混饭吃，要么就在金字塔的底部或边缘，守着清贫过教书匠生活就是了。“有我”的知识分子，社会已经容不下了，这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代。
时下大学教授一定要出来交际，要有社会圈子和公关能力，这样才能保自己之名气、地位和影响力。青年学子买不起房，非常正常因为他们没有交际，没有一张过硬的排子，同时更有可能他们下不了“脸面”去江湖中浸淫。唉，这年头的事，还是古人看得深透，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乃妙极。
于丹教授于此，似乎就明白得多了。她讲解《论语》，讲老百姓接受的道理，不管它是不是经典中的原意，毕竟是实实在在地让城市人、有权位者、有社会资源的人听明白了。和是什么？上安下乐是也，“三贴近”“两满意”（听媒体搞宣传的人说的，三贴近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两满意是领导满意、群众满意）。这里没有什么要穷经皓首的人生奥秘，没有浓得化不开的“古汉语”修维，没有离自己遥远得很的“发现大明宫”的距离感。她把古人活化成现代人，象一个成熟的、有阅力的过来人那样“复活”了孔子。没有非得要坚守不可“经典文本”立场，尽可能变通成当下一个人、国人、家人、自己的角色领悟。也许她在心得中唯一坚持是“当下性”，历史与经典都融到当下中了。这是不是智慧呢？是，那叫无我。世事洞明与人情炼达，皆是无我，只不过不是从精神的高洁完整上言，而是从市井与大众上言就是了。
但是这种智慧还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智慧，是不是大学精神？我以为绝对不是了。“论语心得”中的于丹已经世俗化得很，她成功地尝试了转型，把智者转型为“辅导老师”、“知心大姐”，启蒙与批判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在“和谐”中化成“求生”“求美”“求善”的智慧。而没有生命的独立性、没有强有力的批判因素，生之善与美凭什么判断？唯有凭大众的认同、权力者的认同了。
于丹先生与张鸣先生都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名副其实的“红人”，美滋滋地享受着赞美声，一个是遭受挫折、前途未卜。关键在哪里？在于在游戏中，一个有我，一个无我。
你想，十三亿人，呐喊过江，你这“独立之精神”不是奢侈的愿望么？任何不是过活的原则，都会在十三亿的呐喊声、叫卖声中崩溃。有我，面对的肯定是孤独、无奈、资源的匮乏；在市场经济和官僚化中无我，则会游刃有余、八面来风。
我还是在《知识分子：无弥赛亚的弥赛亚性》一文中的观点。中国产生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起码在二三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如八十年、三四十年代、二十世纪初那样的社会精神气候。有我的知识分子应当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凝聚成传世经典，五十年后再让造福世人。
风啸啸兮，吾谁与归？
godsonpf 2007-3-19
今天参加了天涯对张鸣老师的专访，感触很深。
其实在访问中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不过正好10条回复限制用完了，所以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事件的起因张鸣老师也在前文中说明了，我理解为一个分配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导火索。
张老师因为其“领导”在分配“教授”名额（不给闻名在外的萧老师他该得的东西，反而给了别人）时的不公平方式而质疑，埋下后面矛盾爆发的引子，随后又因为别的事情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后到达这样的境地，终于将高校资源分配的不均问题，然后扩大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
在目前的体制下，如何才能够保证国家投给学校的资源（包括实的比如钱，虚的比如各种名额）能够在校内的分配中公平、公正，而且没有那么多飞短流长呢？大家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蛋糕，都需要有人来用刀子切，那么这个人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别的人又如何保证这把刀子切得刚刚好呢？
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当权者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个行业的普遍问题，因为我记得一句话“不患贫患不均”。当然，张老师是事件的旁观者，本来他可以置身事外的，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有敬意，特别是读到“有同学家里有事，他掏了一万”这样的消息。
希望大家从张老师的事件上谈开去，到更广泛的层面，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当然，希望多说一些实际的，那些类似于乌托邦式的就少一点吧，没有什么操作性。
沧海一声暮鼓晨钟 2007-3-17
本人当年曾以全省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人大目前声望最大的一所学院。上学期间和毕业后通过各种场合同人大的老师和学生接触的感觉是：失望，再失望。人大不乏有才、财之人，但人大人缺乏为民请命、问鼎天下的正气、豪气和傲气。人大多宵小平庸之悲而少卓尔不群之才；人大无法成就大师，大师无法托身于人大；因此，人大只出级别平平的官僚而不出领袖式人物。
人民大学之所以把具有天才成分的大量优秀学生锻造成庸才，乃是和学校的“痞子”风气盛行有关系，而痞子风气的盛行又是和人大人攀附官员、权力的传统有关。人大多痞子而少贵族，那怕是假装的贵族（就象今日的北大和清华），也就不足为奇。
人大之不幸，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幸。
有思想的学者离开人大，似乎是人大的宿命；
当然，离开人大的人，并非就一定有资格给自己戴顶“思想者”的帽子。
作为人大培养的本科生，我对人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张鸣老师不过争了一下，就要被搞垮，人大的不幸、可悲、可气可见一斑。
当年人大走了法学院的梁治平、陈兴良、赵秉志、经济学院的魏杰、社会学的李强等人，今天还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清理掉张鸣，人大还要熟视无睹吗？
禁不住要在网上做个寻人启事：纪宝成你在哪里？你家的后院再次响起了火警，难道你还不赶紧从那个花了几百万的三层豪华电梯里跑出来视察一下火情吗？
司徒醒欢 提交日期：2007-3-17
张鸣老师：您好！
今天上新浪网看到了你的事情，我感到很震惊。坦白得讲，您和李景治的这些纠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敢妄加揣测孰对孰错，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并且至今我只听到您的一面之词。但是我还是非常敬重您，佩服您。因为在涉及到个人声誉、地位和利益的事情上，您没有仅仅满足于宣泄一己的不快，或者采取公开的、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委屈，炒作个人的恩怨，您是一位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学者，您通过您的这些经历勇敢地提出了教育领域流行的弊病：行政化。
我真得非常欣慰，这些年来，终于有这样的一位睿智的、充满正义感的学者戳穿了皇帝无衣的谎言。教育行政化再加上道德鸵鸟式的伪善是当下毒害中国教育的最大病灶，在这样的一种传统体制和潜规则的驾驭之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学术，我们的自由的思想统统都被阉割的不成样子，我很痛心，相信您也很痛心，很多人都很痛心。但是很少有人，特别是大学教授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这样是以毁灭自己为代价，这样的一种做法将把自己置于整个体制的敌对面，这个敌对面是掌握自己生存因而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生态圈，这样的挑战太冒险了，这是什么？这是唐吉珂德斗风车。
但是张老师，您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义无反顾。我想，作为一个不入流的晚辈，作为一个后知后觉，我应当向您表达我的敬意。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教授站出来说话，更多的人低下头去思考张鸣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应该走向哪里？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政治体制改革走进深水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我自岿然不动？教育是百年大计，只有加大教育的投入，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国民教育成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考的现代公民。
我更希望作为本事件当事人的李景治老师能够站出来，充分的表达他个人的意志。因为我认为，在讨论涉及公共问题的事件时，各方当事人都应当有说话的机会，并且珍惜、把握这样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仅仅只有张鸣老师一个人在战斗。我相信在这样民主的基础上，公开的、自由的争论，我们能够达成重叠性的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我想只有这样的挺身而出，才能够维护中国大学教授的集体尊严，倘若真如所愿，那么中国教育何幸，中国国民何幸啊！
我期待张老师您，能够通过自己后续的、更加理性的、冷静的行为，继续推进全社会对此事件的思考、对教育的思考，我想胡适先生说得对：“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因为真正强大的国家，是由自由的公民组成的，而不是奴隶之邦。”假使在诸多媒体的跟进报道之中，我们还能有幸听到张鸣老师的慷慨陈词，那么我可以对张老师说一句：“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祝您身体健康!
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
晓泥 提交日期：2007-3-17
张鸣事件非常典型，值得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各方人士的关注。
我想简要地指出以下两点:
1。意识形态斗争。为什么萧延中评教授那么难?显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意识形态有关，虽然这些话在所有当事人中间难以抬到桌面上来。在一些很左的人士看来，麦克法夸尔欣赏的研究，当然是“有问题”了。这种情况在每个学校都存在。发生在人大更不奇怪。不过，人大决不是这个方面最坏的。只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写照而已。
2。大学里院系关系结构对于学科发展的制约。院的建制是近10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将原来的几个独立的系合并成为一个院。初衷当然是好的，希望能够壮大力量，整合优势，加强竞争，但一方面也造成了新问题。院长一般是由本院某个系的教授出任，那么，院长能否在各系之间一碗水端平，能否对于每个学科的意义和发展有高瞻远瞩的见识或宽宏的心态，至关重要。但情况往往出在这里。学者往往是有偏见的人，否则怎么叫“专家”呢！系主任与院长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了。搞不好就将本可平衡的张力关系打破，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就像张鸣事件一样。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是经费还是职称指标，等等），各系之间的利益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长。而各系自身的利益只能通过系主任来维护。也就是说，即使在当事的一些左倾人士的眼中萧延中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利益分配的矛盾，而张鸣所做的，正是一个系主任的本份（当然许多系主任根本做不到像张鸣这样负责）
日新盛德 2007-3-17
张鸣事件，在我看来，此事说到底，就是一个文人异化而水火不容的问题。此类事件，经常在国内学术圈上演，或无声，或壮烈。影响大者如人大法学院赵秉志协刑法教研室举家出走北师大，自立门户。默默无声离去者，过江之鲫。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起家的班底是国际共运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最不讲合法性的专业，随后陆续增加了国际关系、政治学等专业，最近的一次扩张似乎是把原来属于党史系的政治学收编，不过此政治学研究方向与国政系下原有班底不一致，原有班底如景跃进等，研究集中在西方政治学。而张鸣所属，则是走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路。显而易见，张鸣先生不是自己人，处处受卡，也就不难理解。都是院长提拔自己人的后果。何况，人大校内学术近亲繁殖非常严重，人大国关基本都是人大自己的班底，基本上师徒衣钵相传，与其说是高校，不如说是祖传作坊。这几年，似乎也没见人大国政有多大的进展，知名者，如四处故弄玄虚的礼仪专家金正昆（此人总是自称外交学教授，但似乎公众认可他是一个大司仪），知名教授也不多，好像还请了一个提倡对日新思维就是号召中国人忘记鬼子侵华历史的高人：时殷宏。至于，这个李景志，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出身，好像是上海人，从张鸣事件看，心胸不太宽广。也难怪，研究科社和国际共运的，自然迫不及待在自己治下搞出个布尔什维克王朝。
从此事跳出来，这也反映了中国学术圈子的狭隘，学术圈子里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恩怨是非。能留校的年轻人，大多和院系领导有着莫逆的交情，总是从学生时代起就顺从的落实着领导的各项指示，伺候老师如太监侍奉皇帝。如前人大学生会主席D某，此君毕业于哲学系，但最后却成了财金学院的老师。据说此君以优秀学生干部的身份保研后，即准备读财金学院博士，但此君确实可以忍辱负重，虽说专业知识乏善可陈，但脸皮足够厚，腰杆足够软。有一位财经学院的老教授，当年似乎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但其研究的学问早已被时代抛弃，已经退休。D某即每晚必陪该老散布聊天谈心，如此柔软身段大得老师欢心。在博士考试中，虽然考得很不好，但此老仍坚持，非D不要。最终，D一路顺风的留校当了老师。张鸣同志没有这样的柔软身段，即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似乎有唐吉坷德之嫌。
此事的最后结局，以我对国际关系学院的理解，将以张鸣同志离开人大告终，尤其在撕破脸后，双方已经不能共存，张为了自己的同事张声，进逆言，终不能见容于国关。不过，其意气值得嘉许，希望政治学系能团结一致，把事情搞大，搬不倒李，也要集体出走，走个轰轰烈烈。祝愿张老师一路走好。返回目录
白发归耕提交日期：2007-3-17
我无意中读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鸣教授发表在天涯网上的一篇文章，说他将要被迫离开人民大学，平静的叙述中掩饰不住阵阵悲愤和哀鸣。在现实国情中，一位普通员工公然反抗所在单位的领导，并在网络中公开披露，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因为普通员工只能代表个人，代表一个孤弱无依的个人，而领导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更多地是代表一个钢铁般强硬的体制。个人与体制对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个人倒在血泊之中，而体制却会更加高傲有力地昂起头来。不管张鸣先生对李景治先生的批评是否合理，他那种以卵击石的勇气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不久，我就发现天涯关于此事的点击率竟如此之高，回应竟如此之多，可见事件本身早已超越了张、李二先生的个人恩怨，而成为公共事件了。既然是公共事件，那么事件本身就期待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在众多纷纭的意见中才会闪现出我们社会所需要的理智的解决方案。
我说张、李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并不是单纯地从点击率的高低和回应的多少来判断的，更多地是基于张鸣先生对李景治先生的批评的内容。张鸣先生对李景治先生的具体批评可归结为两项：一是张鸣先生为另一位教师，即萧延中老师的职称评定鸣不平，从而使李景治先生怀恨在心；二是张鸣先生为学院欠发博士生答辩费一事作证明，从而使李景治先生认为他“吃里扒外”，于是相机报复。我对任何人的个人恩怨从不关心，更不想添置一词，但是张鸣先生对李景治先生的两项具体指控，本质上涉及的是高校的管理体制问题，即，李景治先生是否利用行政权力来支配属于学术问题的职称评定，是否以行政权力限制普通教师的发言权，从而使高校教师之间原本平等的关系完全扭曲为行政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否利用行政权力剥夺其他老师的民主权利，乃至基本的生存权利。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格外希望李景治先生能够站出来，对上述两项具体的指控作出回应，让事件的真相不要建立在一人叙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叙述的基础之上。如果张、李二先生互相辩驳，我们得以知道真相，那么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孤立的事件来反思整个的高校管理体制问题，这将会对社会产生非常有益的推动。众所周知，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已经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了。
因此，我一直在等待李景治先生的公开回应，终于等来了，那就是他在网上披露的对全院师生的公开信。但是，我读完了信，却非常地失望。
李景治先生在公开信的开篇即写到：“最近因张鸣教授在媒体上的一些言论，使学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我要说的是，李景治先生，你误解媒体和众多网民了，我们因张鸣先生的言论，关注的是你们二人之间的具体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是中国高校管理体制的一个缩影，而不是关注你们的学院，因为一个抽象的学院是不能指明具体问题之所在的。李景治先生，你不会是要转移大众的视线吧。李景治先生接着说：“对于言论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机会和途径做出正面的回应和说明，给大家一个交代。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学院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爱护她，维护她，并通过共同努力建设更加和谐的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先生，我们是多么盼望你的公开信就是一个“适当的机会和途径”，多么希望你在公开信中立刻作出“正面的回应和说明，给大家一个交代”，但是，你却选择了“侧面”，却选择了“间接”，大谈特谈学院的稳定和和谐的局面。李景治先生，面对大众，你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呢？难道你不能信赖大众给你一个公正的评断？难道你不懂，一个和谐的大局，不是整个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换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圆满解决你与张鸣先生的矛盾，将会使整个学院更加和谐？
李景治先生然后在公开信的大半篇幅中详细叙述了学院的发展历程，集中点明了学院至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李景治先生，即使你是这些成就（其实，这些都是全国高校普遍发展的“量”的成就，绝非“质”的成就，或许有一天，这些“量”的发展将会成为我国高校发展史上耻辱的一页）的大功臣，这也与高校管理体制无关呀，除非你能证明，利用行政权力主导职称评定，强化教师之间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通过一个官僚化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你们才取得了你公开信所述的不平凡的成就。但是，你没有这样证明呀。这就表明，你在公开信中所说的学院发展成就，本质上和你与张鸣矛盾所折射出来的高校管理体制无关。
李景治先生在公开信末尾的话，简直让我不忍心去引用，因为这些话中所隐含的思想观念和做人准则，早已逾越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底线。李景治先生写到：“我们呼吁国际关系学院全体教职员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排除各种干扰，努力维护学院的声誉……”。李景治先生，难道你认为，社会对真相的探求，公众对事件所折射出来的高校管理体制的讨论，这些都是对你们的“干扰”？就是对你们学院声誉的破坏？难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从不花费纳税人的一分一毫？即使如此，难道普照大地的阳光就不能透进你们那封闭的世界？
李景治先生马上又说：“如果我们再不出来讲几句话，是非曲直将会被颠倒。”李景治先生忘了他在公开信的开头就说过的，他将对言论涉及的实质问题，另找机会和途径说明，这就是说，他一开始就不愿意说出真相，而是拐弯抹角地说了学院发展的事情，可是这些对“是非曲直”毫无帮助呀。即使张鸣先生歪曲了事实，李景治先生也没有让颠倒的是非曲直再翻过来呀。法律有个基本道理，如果被告缺席，法官就会缺席审判，依据的是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原告证据表面上不荒唐即可。李景治先生，如果公众和传媒因你的缺席而作缺席审判，歪曲了事实，那么导致是非曲直的颠倒的恰恰是你，而不是张鸣先生呀？
李景治先生最后还说道：“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李景治先生，你又一次玷污了公众和媒体！张鸣先生有权利选择处理自己问题的方式，包括将问题公之于众，如果他因此言论而构成了诽谤，那么他自然应接受法律的惩罚，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指责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包括李景治先生。李景治先生，难道你至今都不明白，今天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言论的“打乱仗”，而不是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李景治先生，你应该明白，凭借张鸣先生一人之力，他是不可能“炒作”的。所谓“炒作”，那是他触动了大众敏感的神经，那是千千万万热爱高校工作、关心高校管理体制的人们等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个案，他们要将此个案作为体制讨论和革新的突破口，于是遥相呼应，连成一片。这，就是你所痛恨的“炒作”？
李景治先生，我要再一次说，公众和媒体，包括我，对你与张鸣先生的个人恩怨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个案所折射出来对于改革高校管理体制的意义。我们也希望你们不要过多地纠缠于个人恩怨，最后能超乎一己之私，通过两人公开而坦诚的辩驳，给社会一个真相，给中国高校管理体制一个讨论的起点、一个改革的契机。那么，当个人恩怨随风而逝的时候，你们都会是中国高校管理史上回味悠长的亮点。我们已经欣慰地看到，张鸣先生已经向这个方向迈进了，那么你呢？李景治先生，请你三思！
拥护社会主义 2007-3-19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客文章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
（3月17日《新京报》）
触发张鸣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此说虽略显夸张，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使校园内出现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前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因博士教育的僵硬而宣布离开清华，但问题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张鸣事件最终像陈丹青事件一样收场，也是极可能的。但是，不能讲他们的行为就毫无作用，在网络和言论越来越开放的今天，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体制之弊，假如有更多的陈丹青和张鸣起来挑战它，或许变革会早一天到来。
－－－转自新浪新闻
我认为，张教授的话深刻揭露了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丑陋现象。学校应该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如今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官僚场所，所谓的领导们，对上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甚至不惜自己的人格，像哈巴狗一样。对内则专横跋扈，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不研究政策，惟我独尊，不干正事，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什么党性，什么原则，统统不讲。这样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将会贻害无穷。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彻底改革用人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