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按:这是《网络动态》2007年3月30日通过wangluodongtai@gmail.com发来的对人大“张鸣事件”的网评汇编，原编者不详，内容是网上已有的，有的五柳村也曾发出，现在编在一起，查阅方便。故悉作为资料收存在五柳村中。
人大张鸣事件网评汇编(五)
目录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均遗憾多多。
博客：http：//zhangming.vip.bokee.com/
http://blog.sina.com.cn/zhangming1
近期文章还收录在：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15
刘擎
张鸣本来是个农村的孩子，人民培养了他，让他进了京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最后有出息了，当上了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和系主任。一面教书上课，一面做学问写文章。据说声誉很不错，想必待遇也不会差。这是多少教师梦寐以求的“滋润”日子。照理说，张鸣应该（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心怀“感恩”地安分守己才是。可他放着这么“滋润”的日子不好好过，却要和顶头上司闹意见，而且在媒体上公开，最终闹出个“张鸣事件”。这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吗？
看起来，张鸣虽然身为教授，却在某个方面非常无知——对于如何在今天的大学“为人处世”缺乏基本的常识。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给张鸣教授补补课。
首先，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自己的主见，但大家都明白，不可轻易“畅所欲言”。尤其在表达批评见解时，“察言观色”才是更要紧的“潜规则”。所以我们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意见，特别不要在与自己（比如职称、房子和奖金等）利益无关的问题上轻率发言。况且，学校不仅没有亏待你，而且十分重用你。那么，你犯得着为了别人的事情大动干戈吗？一个同事的职称问题、一群学生的“答辩费”问题跟你张鸣的利益有关吗？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不能和领导闹意见，特别是自己部门的领导。你常听到领导说自己是“公仆”，是为老师和同学“做服务工作的”，但就算真有这样的领导你也不能信以为真，否则你就太幼稚了。你必须懂得，领导当然可以随时打断你的发言，但你永远不能打断领导的发言。以平等而尊重的态度对待领导是远远不够的，你应当对领导抱有“敬畏之心”。你开始不明白这个“潜规则”只是不够成熟，但领导已经明确向你提出了“敬畏”的要求，你仍然无所畏惧，那就显得狂妄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单位的问题要在“内部”解决。如果你的意见与部门领导相左，而沟通交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矛盾，那么你的第一选择就是放弃己见，服从领导。如果你要坚持己见，就必须通过各种关系和方法说服更高层的领导（足以使本部门领导“敬畏”的领导）来解决矛盾。无论如何，你不能将矛盾对外公开，在媒体上引发争论，这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你张鸣认为这是原则之争，但对许多领导来说，“形象”问题就是原则问题，因为事关“政绩”，可能还是最高的原则。因此，你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形象原则”。由于你破坏了“形象第一”这个“潜规则”，本来或许支持你的同事也会感到你“走得太远”。于是，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要独自承担“严重的后果”。
说话切记察言观色，绝对不要冒犯领导，矛盾问题内部掌握。诸如此类的原则当然不会写入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守则”，但以张鸣的聪明好学竟然悟不透这些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吗？显然，“张鸣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他的“无知”，而是他根本就不买这些“潜规则”的仗。大概是长期钻研历史的缘故，张鸣也染上了他所谓的“历史的坏脾气”。
公允地说，“张鸣事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公众都还不了解全部事实，张鸣教授与李景治院长或许都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发现两人对于大学理念的观念冲突。比如，张鸣批评的是评审职称过程中的“行政主导”问题，而李院长“郑重”答复的是“学院评职称的工作完全是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李院长作为领导“照章办事”当然不错，但这完全没有答复张鸣的质疑。张鸣反对的恰恰是“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这类行政主导的规定。
至于大学的“内部问题”是否可以接受公共讨论的问题，双方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李景治院长在公开信中指出，“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因为他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而李院长本人“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似乎在李院长眼里，中国的媒体既不是“人民的喉舌”，也不是可以理性争论的“公共领域”，而只是“炒作”和“打乱仗”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两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的发言，他声称性别之间的先天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结果在美国各大报纸引起激烈争论，最终以萨默斯发表道歉声明告终。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而中国人民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们大学中所发生的争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为什么就不可以向纳税人公开，接受公众的讨论？
从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透露“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消息，至今不过三个星期，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撤销了张鸣政治系主任的职务，并且“考虑到张鸣的言行，目前学校和学院正在研究与其解聘”。这体现出极为高效率的行政能力。“张鸣事件”或许还有一些公众不知道的细节。但就李院长目前发表的四封公开信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张鸣除了“坏脾气”之外还有其它什么严重的问题。“没脾气”当然会比“坏脾气”更易于“管理”，也更有利于工作“照常运转”。
但是，如果“团结”与“和谐”的真正价值不只是照章办事、正常运转，而且意味着凝聚与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同事，如果大学的成就不只是体现在一堆“业绩指标”，而是致力于养育“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容得下一个“坏脾气”的教授，就不是一个“单位内部”的问题。这在我看来是衡量一个大学究竟有多“大”的尺度之一。
【作者简介】刘擎，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2005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7－2008年美国Fulbright访问学者。
主要讲授课程：
《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本科生公选课）
《后现代主义导论》（本科生公选课，中英双语授课）
《国际政治理论与中美关系》（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本科生课程，英语授课）
《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研究生课程）
《思想史方法论：经典文本的思想史意义》（研究生课程）
《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生课程）
主要成果：
评论随笔集《声东击西》
论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
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
译著《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http://history.ecnu.edu.cn/jszy/sjs/000105.html
人大的一位系主任张鸣教授，对大学过于行政化提出批评，和学院领导发生冲突。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冲突的起因，引起网上强烈反应。学院领导层的应对相当的黑色幽默，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然后让一位副院长打电话通知张教授。
这第一回合的冲突，反应出人大的制度有问题。张鸣教授担任系主任，是系里教师们选出来的。把他从系主任的位子上捋下去，不能只开一个院长办公会议就决定。这涉及权力的合法和有效的问题，也是保障一个制度内部合理和谐，运作良好的常识。否则，下一次要是教师们再把张教授选上去，院长办公会议还要不要再把张教授撤下来？你选我撤，你撤我选，堂堂大学聪明智慧人士云集之处，怎么会建立这样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制度？
有意思的是，没权的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诉说，青年学子纷表支持。人大的院长开过办公会议，也在网上争取理解和支持，接连在学院的官方网站发表两份给教师和学生的公开信。官方公开信的风格，又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第一次落款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没有一个姓名，第二封信竟然连落款也没有了，看上去好像是半封信一样。这种非常奇怪的信，表面上看是写信的人信心不足，反应的还是制度有问题，不是院长在面对教师学生，而是权力在面对下级。
制度，说得简单点，就是在这个制度内的人，他们的利益或权利，和官员手中的权力，怎样配置，怎样互动，怎样运作的一系列预先规定。人大的事情，反应出这一制度内，缺乏人和权力的有效对话机制。
一个大学，内部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有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置，个人和官员如何应对，大学应该有制度性的规范，这种制度性规范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遵守，反映大学内所有人都认同公平和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个人遭遇不公平，见证了腐败和恶行的时候，在领导层察觉了学术作假或者违规的时候，在下级揭露上级滥权渎职的时候，在上级发现了下级违法乱纪的时候，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有预先设立的程序，让人们来有序地保证公平地处置。这类制度性程序，大致上包括四个独立的步骤：投诉，调查，裁定，上诉。
正常的制度内部，预先规定了有什么机构或什么人来接受有关事件的投诉。投诉事件的性质和证据到了什么程度，就必须启动调查处理的程序，否则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会成为新的投诉对象。启动调查是关键的一步，必须保证调查的公正和中立。
有时候，制度内规定了专门的调查人员，在涉及利益复杂的情况下，则规定必须临时成立调查小组，小组组成必须保证没有“利益冲突”，有间接牵连的人都不能参与，有时甚至规定必须聘请外单位的人来调查。启动程序和调查阶段，通常都有调查人员行为和保密的规定。调查后，调查人员递交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就结束了工作，除非需要补充调查。然后根据调查证明的事情真相来裁决，作出相应的处理，甚至必要时移交政府的刑事检察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还必须规定，有关人员有申诉的途径，有机会提供自己一方的理由、陈述冤情或者相关证据。
以上四步，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制度处理内部矛盾的预定程序。这四步是四项权力。这四步要不流于形式，不演变成恶政和腐败，必须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四步都是独立的：
启动程序的人，不参与调查；参与调查的人，不作出处理决定；作出处理决定的人，不能包办上诉。每一个官，不管多少大，都最多只能走一步。一手包办，从头走到底，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禁止的，即使包青天再世，也得服从这个原则。这样的四步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正和正义。小到一个学校，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人大张教授和学院领导的冲突，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中，还没有相应的程序。出了事情，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认同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也不知道涉及其中的人，下一步会做什么。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就没有合法性和不合法性的区分。即使今天摆平了这件事，明天仍然会有同样的问题。如今我们面对这一事件，要紧的是看到我们制度的缺失，亡羊补牢，设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来补上制度建设这一课。
【作者简介】林达，为两名作者合用的笔名。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现居美国。作品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带一本书去巴黎》。译著有《汉娜的手提箱》、《克拉拉的战争》、《盖比橱柜的秘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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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认识，见过两面，没交情。他那本《历史的坏脾气》是我在书店买的。李景治院长，不认识，名字是在张鸣博客上第一次见，没记住。昨天看《南方周末》后记住了。朋友发来一堆张李打嘴仗的相关文章，里面还有高人如笑蜀写的，挺过瘾的，于是，我也想凑凑热闹。
先讲张先生，他为系里副主任评职称而出头，在会上拦了李院长插话，后来把此事捅到网络上，并进而讲了李院长的其他被张先生认为不妥的事，而且据说发起了一小场罢免院长的运动，没成功，前二天，自己被免了系主任的职务。
李院长，被张先生突然曝光，被迫四发公开信，以辩自身清白，引得烽烟四起，情急之下，他高效率地领导院行政团队撤了张的系主任职。他还表态，就没逼过张走。
实体谁对谁错我不敢说，只说程序问题上，张鸣没犯错。他不让院长插话，那是他的权利，因为在会上，是讨论会，与会者是平等的，只要开会要投票，而且一人一票，那再大的领导与会，也或者是召集人，或者是讨论者，或者是列席旁听。当然如果不是为投票而先讨论，则根本不必走过场，院长直接让下面办了就是。既然是讨论，发言者就要被尊重，只要他不超时，不骂脏话，都该让他讲完。何况只是个评职称的事，看不出不插这个话就天塌地陷的紧迫性，你凭什么插话?你无权打断人家，人家不让你打断就是合理的，即便语气不温柔，也不是人家对你没有敬畏之心，而是由于你不守规则，没礼貌。这样院长教出来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动不动去联合国大会上插话，人家不让你打断，你就讲人家对大中华没有敬畏之心，我们国家何来和平环境呢?
现在有个职业叫心理咨询，说透了就是听人讲烦心事，顺便开解一下。其实开解并不太重要，让人家说是主要功能。结果这招被投资网络的学会了。他们弄一东西叫网络日志，把你所思所为所烦恼之事写出来，整网上去，让别人自愿阅读。每个会写字的人都有了免费的倾诉对象，而当不当听众这个义工则完全自愿。张先生得罪了领导，心里烦，对着网络上不认识的心理医生说，哪承想上网的净是大学文化的，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结果看的人多，院长不高兴，说张先生不该这么干。好几年前，看美国一家成功企业的员工守则，那里边界定员工业余时间该不该干的事很简单：这个事你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讲。能讲，你心里没鬼，当时我很佩服这个制定者，简单有效。张先生在公开场合讲了，而且人大一个学院那点事也没国家机密，学校也没让张先生预先签保密协议，所以人家没错。院长要有意见，按理应该也开个博客，而不是动用公权力在官方网站上发公开信。
说到李院长公开信中对那位最终评上教授的导火线说的话：仁至义尽。这个词吓我一跳。因为这个词在近几十年中都是要痛下杀手前对阶级敌人最后通牒中用的!李院长对自己院里学有成就的教师评上教授喻之为仁至义尽，让我明白了，人家院长就没拿你当自己人。而一位口口声声要建设和谐学院的院长，动不动拿一部份自己人不当自己人，这学院怎么能合谐呢?前许多年，满地阶级敌人需要我们仁至义尽而仍不悔改继而诛之的年代您还记得吗?并且您让一位众望所归的教师最终因票数过半坐上了教授席就是仁至义尽的话，您平常对同事，对学生的所作所为是否颇多不仁义处呢?我没上过大学，对中文恐有误解，请身为博导的院长就仁至义尽的正确用法提点不才。
李院长公开信中表态还是欢迎意见的，但他界定了前提为：善意的。这话让我想起1957年来，那次也说欢迎大家提意见，大家真提了，还挺踊跃，结果一声断喝：你们不是善意的!接下来哀声遍地，提意见者撤职的撤职，流放的流放，中国二十年的思想黑暗都因上边不爱听不善意的意见。以李院长的年纪应该记得这个沉痛教训，请您别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试图重演迷你版悲剧。善意不善意从来不应由被提意见而且手握权力的人裁定，这是大至社会小至单位要想弄好的基本规则之一。凡是不尊重这一规则的人，从理论上必须不能当领导，因为后果会向恐怖发展。
有鉴于以上几点，我认为张先生的得理不让人，继而不依不饶，甚至发动罢免等行为都没违反法律和超出学校明确设定不准的范围，而李院长火线开会撤张先生系主任之职反有 “胜”之不武嫌疑。因为你既便要枪毙经你“仁至义尽”后仍不思悔改的杀人狂徒，也应让张犯在审判他的庭上有辩解机会，现在情况看，院长办公会上这事就办了。虽说系主任芝麻官不算啥干部，但让我们推导一下：其一，撤职事草率;其二，可知该院内凡领导办事都可能草率;其三，这样草率行事的领导下学院不可能取得长足快速的发展;其四，如果人大容忍各院领导都这样草率独断办事则人大危矣;其五，如全国所有大学都如人大则我们的孩子惨了;其六，如我们的孩子惨了，则我们民族就真惨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但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鸣教授惹出的这点事，能让不够明亮的大学校园里照进明天的阳光来。
【作者简介】章东磐，生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旅居深圳的北京市民
作者近期精彩文章：《北京的眼睛：一个北京市民的梦》，见以下网站：
http://tecn.cn/data/detail.php?id=13690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和他的上司李景治的冲突发生以来，学界有很多议论。虽然我不是大学中人，但对于此事的是非，还是一眼就能看清楚。如果非要表一个态，我肯定是支持张鸣的，我看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听到人大一些朋友的私下议论。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关于此事的是非，而是由此事可以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缺陷。
中西方大学内部，都有校园政治，这是生活常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制度在强化校园内部冲突。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大学制度，但却有缺点比较少的大学制度，而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正如张鸣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比较坏的制度。在比较好的制度下，好人比较舒心，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就比较烦。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时间并不长，怎么算也不过百年左右，但中国早年引进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比较高明，就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制度设计成一种有竞争性的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垄断的制度。
1949年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分为国立和私立两种体系，在私立大学的概念中，包括了教会大学的形式，所以一般说来，中国的老大学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种形式并存。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时的《大学组织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虽然在经验和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极难获得事实上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它们的法定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这三种形式的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在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中，都产生了一流的大学，国立不必说了，教会大学中的燕京、协和、私立南开大学等等，当时都是名校。
有了这样的大学制度，才能产生相应的教授流动机制。中国老大学的教授是在自由流动机制中保持活力的。自由流动成为事实的前提一是真正的迁徙自由，二是经济保障，三是教授治校。
张鸣鸣事件的起源大体可以说是评职称，这在中西大学中，都是引发冲突的核心元素，因为这是校园利益的重心。在任何单位，人事冲突都难免发生，但在具有自由流动机制的地方，冲突一般会减少到较低程度，因为凡冲突都有积累过程，在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当冲突即将发生时，因流动带来的转换会使冲突平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选择冲突，凡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对教授，特别是名教授，事实上具备了自由流动的条件，但中国的教授，一般不会选择由名校流动到非名校，所以所谓教授的流动，事实上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因为地区和校际间的不平等，事实上的教授自由流动不是一种常态，不流动的名校教授间会聚集大量的矛盾，张鸣事件不过是刚开了个头而已。中国老大学里，教授间也常有矛盾发生，但因为自由流动是一种常态，通常的模式是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一般不会打起来，不会伤和气。1938 年钱锺书从英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书，因为说话比较随便，得罪了一些人，钱锺书的选择是一走了之，到了湘西国立兰田师院，用流动化解冲突。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授书，听说顾颉刚要来，因为两人有过节，鲁迅主动选择离开，到厦门教书去了。
教授的聘用，其实是一种选拔制度，任何选拔制度都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的缺点都回避掉，但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和经验的灵活掌握中，总会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老大学中教授的聘用，也有学历和资格的约束，但并不排斥灵活性。所以才有像钱穆这样只有小学学历的人被顾颉刚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学者，请到燕京大学去当教授，也有像沈从文这样连小学都有没有毕业的人，被胡适这样什么学历都不缺的学者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说明当时教授的聘用制度有活力。
老大学教授的聘用权，理论上在校长手里，事实上由各院院长掌握，但实际的选拔人是各系的系主任，因为教授是由系主任来使用的，在专业分工细密的情况下，通常也只有系主任会对教授的专业有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作为一个系主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系主任，如果给了他聘用教授的权力，我想他们也不会全部聘用草包教授，一个单位，总得要干活的人嘛。照顾个别的亲朋故旧是难免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但一般不会全成了自家兄弟，除非他不想干这个系主任了。张鸣为萧延中说话，我是深表理解的，在中国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我知道萧延中和单少杰，但他们都是副教授（萧也是刚评上），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名的学者。张鸣认为是过度行政化，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我看连行政化也够不上，是衙门化。大学不能以社会声望来选择教授，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大的悲哀，因为社会声望比学历和资格更为难得，虽然是一个软性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社会承认。
再好的制度，如果对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来说，都难产生作用。中国老大学办得比较好，一是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教授的道德水平比较可靠。不是说那时没有矛盾，没有烂事，而是说比较少。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中国大学很难有希望，什么一流大学，什么世界排名，都是扯淡。
张鸣是名教授，不平则鸣，应该说他的抗议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想说，在那样的机关教书，和那样的领导共事，早点离开也好！
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能不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
【作者简介】谢泳，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选自：http://column.bokee.com/blogger/name/_%D0%BB%D3%BE.html)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堂?吉坷德。现在，张鸣“不幸”似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物。
张鸣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3月12日，他的一篇博文因披露两次触怒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而“可能被迫离开人大”，成为近来网络世界和高校关注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张鸣的政治学系主任已被撤掉。
笔者无意对张鸣与李景治之间的是非恩怨做评判，然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仅由院长办公会就罢免一名民选的系主任，也不给当事人撤职的任何理由，确是有悖于程序的。 ( http://www.tecn.cn )
就张鸣事件来看，触发他与李景治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学系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问题。据称，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张鸣认为，是行政权力操控了学术的评审。他说：“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平心而论，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不过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其系统内部的延伸，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虽是略显夸张的说法，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
严峻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完全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从而使得学术权力依赖和服务于行政权力。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高校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仅会降低教师的独立性、创造性，稀释大学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高校的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而且由于大学是育人的地方，行政主导教育只会培养出一群崇拜权力、汲汲于官场钻营、习惯于等级秩序、唯上级意志是从、毫无创新意识的人。可想而知，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出什么大师的。
从现实来看，不管出于对生计、地位还是前程的考虑，大部分的老师和学者都已经臣服于这一体制，选择了一种犬儒主义的逃避态度，面对着教学、职称和科研活动中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保持沉默，或人云亦云，或明哲保身。作为体系内有着一定学术声望以及行政权力的一员，张鸣本也可以随大流或者选择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但现在他却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整个的高等教育体制，公开抨击这一体制之恶，这就等于与整个体制为敌，在这一体制垄断了一切学术资源和行政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单枪匹马公然挑战体制的行为，其代价是几可预见的：或者直接被排除出体制之外，或者留在体制内被边缘化。对此，张鸣也心知肚明：“最坏的准备是学校把我开了，最好的是让我在人大教下去。”
由张鸣事件我想起了前年发生的陈丹青事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有感于博士教育的僵硬而宣布将离开清华，此事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最后却不了了之。张鸣事件最终像陈丹青事件一样收场，也是极可能的。在“无物之阵”的庞大体制面前，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从这点看，陈丹青和张鸣们都是大战风车的堂?吉坷德，注定要失败。但是，不能讲他们的行为就毫无作用。个人的不幸或许会成为社会的幸运，因为在网络和言论越来越开放的今天，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体制之弊端，从而积累起变革的力量。假如有更多的陈丹青和张鸣起来挑战它，或许变革会早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