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人物纪事
半个世纪后的平反文
何 蜀
２００２年５月，重庆两位已经退休但退而不休的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和赵 权璧，专程来到北京，向曾在战争年代担任最后一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的萧泽 宽了解四川党史上的一些情况。
萧老已从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任上离休多年，因身患多种疾病，每次只能谈 话两三个小时。他们连续谈了六个半天。在一次访谈中，当萧老谈到１９３９ 年冬在四川的叙永、古蔺、古宋担任三县特区区委委员、组织部长时，感慨地 说：“当时统战工作做得比较好，得到川东特委的表扬，认为比其他几个中心 县委的工作开展得好，叙永县政府等于是我们的‘半边政权’，为什么呢？因 为那里的县长牟炼先，帮助和掩护共产党人，我们党的工作发展就比较顺利… …”
“牟炼先？”听到这个名字，胡康民眼睛一亮，忙问：“是不是大革命时 期在重庆办报那个牟炼先？”
“就是他。他后来脱了党，但是同情革命，帮助我们……可惜他只作了半 年多县长就被免职。他是因‘红帽子’而下台的……”
“萧老，你知不知道，牟炼先在解放初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抓起来了？”胡 康民又问。
萧老十分惊讶：“不知道，什么时候？”
“１９５２年。在重庆被捕，在合江判刑。作为历史反革命，先判了死刑 缓期执行。后来改判无期徒刑。他一直不服，多次申诉，困难时期死在劳改队 。他的家属２０多年来一直在申诉，还找过我好多回，就是苦于找不到当年的 证人……”
萧泽宽脸色沉重起来。
一次关于历史的访谈，不经意间引出一个名字，使得一桩尘封半个世纪的 旧案有了复查、平反的转机。
老记者追踪线索
牟炼先这个名字，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就开始有人注意了。
１９８９年，５９岁的女记者萧鸣锵从新闻采访岗位上退下来，接受了搜 集整理重庆百年报史资料的任务。她一头扎进这个新的领域，以追踪采访新闻 线索的职业精神开始了追踪那些逝去已久的历史线索。
一次，她偶然得到一些大革命时期的报史资料，其中涉及到当时在重庆创 办的一份《四川日报》。资料中记载，当时《四川日报》是“莲花池党部派牟 炼先协同主办”，这引起了她的注意。
萧鸣锵的父亲萧华清，是大革命时期就活跃于重庆的中共党员，因此她对 那段历史很有感情。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四川的国民党左、右两派， 在重庆这个政治中心进行过激烈复杂的斗争。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 简称省党部），在重庆有两个势不两立的机构，一个是服从广州国民党中央的 国、共合作的左派省党部，设于莲花池积厚里（今七星岗德兴里附近），一个 是听命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的中央的右派省党部，设于总土地 巷（今五一路自力巷附近）。莲花池党部的人，大多是共产党人。萧华清就是 莲花池党部领导下的一个骨干成员。
这个由莲花池党部派出主办《四川日报》的牟炼先，她父亲一定认识。遗 憾的是，萧华清已去世多年，她只得从另外的途径去了解了。
好在萧鸣锵有长期记者生涯的锻炼，追踪采访线索正是她的专长。经多方 打听，她终于得知牟炼先曾在重庆市工商联工作过。她赶紧去工商联打听，谁 知得到的消息竟是：此人在解放初期因反革命罪被镇压了！
有关大革命时期重庆《四川日报》的线索，少得可怜。仅有的一个有价值 的线索又这样断了。怎么办？萧鸣锵决心继续追踪调查。她深信，即使这个人 被镇压了，但在被镇压之前总写有交待个人历史的材料，其中一定会涉及有关 当年《四川日报》的情况。
重庆工商联的人也说不清楚牟炼先有哪些具体罪状，只听说此人曾在国民 党时期作过几任“伪县长”。萧鸣锵便去调查了牟炼先曾先后任职的潼南、永 川等县，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此人作县长是“清官”，不清楚有什么罪行，也 不知道他被镇压的事。 这就更引起萧鸣锵的调查兴趣，她决心要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终于，她辗转打听到牟炼先当年并未被杀，而是被判刑后关到了泸州某监 狱。这使她又看到了希望。她不顾年已花甲和深度近视，风尘仆仆到处奔走打 听，好不容易问到了有关劳改单位，才知道牟炼先已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病故了 。
这一下线索真的断了。但她并不死心。多年的新闻采访养成的职业习惯使 她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她追问有关牟炼先案的档案材料在什么地方，得到 的回答是，档案材料已退回原判刑单位合江县公安局。
于是，她又乘船去了合江县。在那里，她总算看到了牟炼先写的《自传》 、《交待》等档案材料，其中都谈到关于当年创办《四川日报》的情况。她还 看到，牟炼先在劳改中不断进行申诉，认为自己有冤，还不时对监狱和劳改单 位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看得出来这是个很有思想，很有独立见解 的人。
从牟炼先的档案中，萧鸣锵得知，牟炼先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 经济学科。在北京读书时就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并听过李大钊讲社会发展史， 对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毕业回川后，在成 都认识了著名共产党人吴玉章，经吴玉章介绍，他又认识了杨闇公，１９２６ 年，牟炼先在重庆经杨闇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和童庸生（共青团重 庆地委书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他主持的《四川日报》变成了中 国共产党和莲花池党部的“机关报”……
萧鸣锵把一些材料复印回来，加以研究，又陆续找到其他一些资料，对当 年《四川日报》的政治面目和历史地位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比如，１９２６年 ９月，童庸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就连四川的宣传喉舌《新蜀报》、《 四川日报》表面上是军阀们的官办新闻机构，但两报编辑皆落入我们之手。” 又比如，当时在重庆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的任煜（任白戈）回忆：“党、团名 义上都叫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使用呢？我记得 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诬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 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 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 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四川日报》是牟炼先在那里负责，只要是（我 们）发去的稿件他都登。”
萧鸣锵掌握了足够的资料后，写成了《〈四川日报〉剖析》一文，后来连 同她约来的黄子谷《二十年代的〈四川日报〉》，同时于１９９３年４月发表 在《重庆报史资料》第十四辑上。
在牟炼先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四十多年后，他的名字第一次重新出 现在出版物上——而且是以革命者、共产党人的身份。
在这期间，萧鸣锵认识了牟炼先的子女。因为父辈曾是大革命时期的战友 ，他们也自然成为好友。从牟炼先子女的叙述中，她得知牟炼先的妻子刘子英 一直在为牟炼先申诉，认为当年的判刑是错误的。
萧鸣锵也发现，当年给牟炼先定罪时，说牟炼先曾任“伪新蜀报、伪四川 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把当年被中共重庆地委作为“ 宣传喉舌”的《新蜀报》和《四川日报》称为“伪”报，显然在性质认定上是 大错特错的，由此而认定牟炼先“积极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自然也就跟着 错了。
历史风云中的左派名人
萧鸣锵把对牟炼先案的看法转告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胡康民，她 知道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在为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中给予过不少帮助。同时， 牟炼先的子女也把问题反映到了胡康民那里。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在各地开展起来的党史研究工作，曾在平 反冤假错案中发挥过一些作用。许多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都通过党史研究部 门的调查研究澄清了。牟炼先的子女，在父亲被判刑时都还年幼，他们知道父 亲被捕判刑后一直不服，母亲也一直在上诉，但他们自己很难弄清一些历史问 题，因此他们求助于党史研究部门。 胡康民是从重庆市委组建党史研究室起就参加这一工作的。当萧鸣锵和牟 炼先的儿子相继找到他时，他正在担任《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中共四川 党史资料丛书之一）的编辑组长，对那段历史和牟炼先当时的情况，他自然十 分清楚。牟炼先在１９２４年初就通过吴玉章介绍认识了杨闇公，杨闇公又和 童庸生一起于１９２６年初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即介绍牟炼先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而吴、杨、童三人是当时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从牟炼先 与他们的关系，即可见其历史地位非同一般。
从胡康民正在主持编入《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一书的历史资料中可知 ，当年的牟炼先，在重庆社会政治斗争中是著名的左派风云人物。他不仅办报 ，还担任了吴玉章创办的革命摇篮中法大学的教员，同时参加了许多社会活 动——
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２日，川东学生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重庆夫子池巴 县图书馆召开，牟炼先作为机关团体来宾中的《四川日报》代表到会祝贺。
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重庆成立“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他是 １１名执行委员之一。
１０月１日，杨森二十军驻重庆的第五师向时俊部军政训练处开学，莲花 池省党部派出漆南薰、牟炼先、熊子骏、封岳崧任教官。
１０月１２日，因女师校长杨叔明不准学生出校参加爱国运动并无理开除 两位学生，重庆各界成立“杨叔明蹂躏教育重庆各界正义后援会”，牟炼先为 １０委员之一。
１１月２１日，重庆市总工会在关庙举行成立大会，李筱亭、杨闇公、牟 炼先代表莲花池省党部作讲演。
１１月底，牟炼先出席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印刷股主 任。１２月１日，大会主席团指定张克勤、傅双无、刘成辉、牟炼先、李筱亭 作决议案。
年底，莲花池省党部特派牟炼先、钟梦侠、刘成辉三人负责筹备成立国民 党重庆市党部……
当时在重庆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出现的共产党人还很少，牟炼先就是这批人 中的佼佼者。
胡康民听了萧鸣锵的介绍，又看了牟炼先子女交来的材料，明白牟案确有 问题。比如，当年给牟炼先定罪时，有一个罪名是认定他曾任“战犯杨森匪军 党部政治主任”。熟悉党史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荒谬的。因为杨森被定为“战 犯”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而牟炼先任杨森“军党部政治主任”却是在国、共合 作的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初期，四川军阀迫于形势，纷纷宣布“易帜”归顺广州国民政府。 驻四川万县的军阀杨森也是其中一个，他的部队被国民政府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二十军，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曾与杨森共过事的朱德任二十军党代表和政 治部主任。１９２６年底朱德另有任务离去后，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 公决定：将牟炼先（此前因家事回到万县老家）留在万县，以二十军党部秘书 的名义，接替朱德兼代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０日的重庆 《新蜀报》上就有一份刘伯承给莲花池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子惠同志 返川，认识愈明，决心彻底革命，急欲筹备党务，但玉阶同志未在，请省党部 从权暂派杨子惠、牟炼先、卢振纲、张亚良、文强五同志为二十军特别党部筹 备员。”电报中提到的玉阶即朱德，子惠即杨森，卢振纲、张玉良、文强三人 是随朱德入川到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的政工人员。 牟炼先在万县主持了国民党（左派）万县党部的筹备工作，并领导了中共 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工运、农运、学运、妇运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据文强回忆： “牟炼先在军党部挂了一个额外秘书的名义，实际上是干的地方建党的工作。 这个建党是建共产党的党组织，他是万县地方党建党的第一任小组长，不久又 改称党支书……炼先为了苦心建立地方党组织，我知道他多次向闇公汇报及商 谈一切。炼先与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也是熟悉的，刘、陈两同志来万县住招待 所时，在聚会、谈话中是少不了炼先的。”
直到１９２７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杨森准备开始“清党”反共， 牟炼先在安排好其他同志的疏散工作后才撤到武汉。
这就是所谓曾任“战犯杨森匪军党部政治主任”的真相。
不过，牟炼先案并不只是一两项罪名有误就能全部推翻，得到平反的。因 为牟炼先毕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失掉了中共组织关系，毕竟还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混迹官场，当过几任“伪县长”，按当年判决时的说法，在 他担任“伪县长”期间，还作过一些迫害共产党人和危害人民的事。那些事能 查得清楚吗？能找得到有力的证明人吗？……
“血债”之谜
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牟炼先的儿子牟 定汎就曾陪着母亲刘子英去找过大革命时期在重庆与牟炼先并肩战斗过的周钦 岳老人。１９５０年牟炼先到重庆工商联工作，就是周老介绍的。刘子英向他 诉说，牟炼先在国民党时期被戴上“红帽子”，并为此两次被捕，两次丢官， 几次险遭杀身之祸；解放了，却又被戴上了“黑帽子”……家属怎么也想不通 。周老叹息说，牟炼先被捕判刑时他正在贵州搞土改，不知道此事。他最感到 惋惜的，是在那前后他失去了两个好朋友——卢作孚和牟炼先。卢作孚自杀了 ，牟炼先被捕判刑了。当他回到重庆后，听说牟炼先被判刑是因为当“伪县长 ”时迫害过共产党，有“血债”，这就使他这个“民主人士”不好再过问了。 牟炼先到底有什么“血债”？到底迫害过哪个共产党人？刘子英了解自己 的丈夫，坚信他决无此事，她和子女们决心要弄清这个问题。在当年给牟炼先 认定的罪名中，称他“在任叙永、潼南、永川、合江伪县长兼特委会主任期间 ”，曾“逮捕地下党员冯剑魂，破坏党的组织；反革命罪行属实……”其中提 到了一个有名有姓的地下党员冯剑魂。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牟炼先的子女从一个当年在合江县政府作收发员的远 亲处得知，牟炼先当年是因为涉嫌放走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冯剑魂而被省政府撤 职查办的。照这个说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具体情况，还得找冯剑魂本 人才说得清楚。 然而，时过多年，冯剑魂人还在吗？如果在，又在哪里？ 牟炼先的儿子牟定汎本是在塑料公司搞经营管理工作的，为了澄清父亲的 历史问题，多年来已开始关注四川、重庆党史方面的信息。一次，他偶然从一 份关于泸州党史的杂志上读到了署名冯剑魂的文章，写的是红军长征过川黔边 界时他参加地下党李亚群领导的石顶山武装起义的回忆。 这个冯剑魂会不会是当年那个冯剑魂？牟定汎抱着希望，通过一个在四川 省社科院工作的亲戚，找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邓寿明，通过邓寿明 ，确定了冯剑魂就是当年在合江县那个被捕后逃脱的地下党员，并打听到了冯 剑魂的通讯处。
他终于与老红军冯剑魂联系上了。
冯剑魂的信在牟定汎和他母亲刘子英的焦急盼望中寄来了。
原来，冯剑魂不但不是牟炼先逮捕的，反而是因得到牟炼先的帮助而得以 脱险的！
根据冯剑魂的回忆，加上其他资料的佐证、补充，牟炼先的家属总算弄清 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１９４８年，牟炼先调任合江县长。当时县长兼职很多，按规定，各县的 特务委员会主任均由县长兼任，但特委会的实权则由省特委会派来的秘书和情 报组长控制。这时已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所谓“勘乱总动员”时期，形势十分 严峻。像牟炼先这样不愿参与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县长，处境异常艰难。这年秋 ，省特委会派来李斯炽任合江县特委会秘书。李斯炽是特务头子徐中齐的亲戚 ，反共十分卖力。他多次提出，五通乡副乡长冯杰（冯剑魂）有共党嫌疑，应 予逮捕审讯，但牟炼先一直未予置理。１９４９年１月，正值春节前夕，李斯 炽乘牟炼先下乡催粮之机，与县警察局长何鼎元主持，将正从合江县城街上走 过的冯杰逮捕。
正在乡下巡视的牟炼先得到县府电话报告，马上赶回城里，设法营救。
他首先借口冯杰是现职乡长，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丢监，因此拒不收 人。将冯杰从法院监狱提出，转押到县政府东院坝内一破旧钟楼上，取下脚镣 ，给予优待。为了不让李斯炽进一步加害于冯杰，牟炼先又致电省政府，称李 经常下乡骚扰，到处勒索，各乡都有报告。省政府回电令将李扣押讯办。于是 ，待李斯炽一周后返回县里，牟炼先便将其扣押。按规定，特委会秘书有权直 接上报情况。为防李斯炽向省里告状，牟炼先令人到县邮电局监视，扣下了李 的上报密电。他又勒令特委会情报组长交出密码本，翻译出李的密电，得知密 电中告发牟炼先是共党，李因抓了共党而遭到牟打击云云。
按规定，抓到共案犯均应解送重庆特刑庭审理，但牟炼先知道送去特刑庭 就难以营救。于是，过了春节，农历正月初三，牟炼先以拜年为名专程去泸县 找到专员陈离商量，陈离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将领，著名民主人士，长期同情 帮助共产党人。牟炼先向他提出设法营救冯杰，陈离慨然应允，两人商定，先 将冯杰送到专署关押，随后伺机开释。
正月十四，牟炼先胸有成竹回到合江，却得知冯杰已于头天晚上自行逃跑 了！他压抑着高兴的心情致电省府，请将县警察局长撤职查办，同时自请处分 。１９４９年３月４日，他因此被四川省政府撤职。
这就是所谓“逮捕共产党人冯剑魂”的真相。
为什么在牟炼先被判罪时有关方面竟没有找冯剑魂调查取证？原来，冯剑 魂当时也身陷冤狱，正被关在隆昌监狱里，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找他取证。
更何况，当时除了一部《婚姻法》外，还没有一部刑法之类的法律，整个 专政机关就只靠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办事……
平反进入倒计时
牟炼先一案的许多疑点一个一个被澄清了。但是，毕竟这半个世纪前的旧 案涉及到太复杂的历史问题，牟炼先又在抗战爆发后至４０年代后期当过几任 “伪县长”，对那段历史应该如何认定？
２００２年５月，胡康民和赵权璧到北京对萧泽宽的访谈，意外成为牟炼 先一案平反的转机。当胡康民得知萧泽宽当年曾在地下工作中得到牟炼先的支 持、帮助，并得知牟炼先当县长是“因戴‘红帽子’而下台的”时，看到了牟 案复查、平反的希望。
那次谈话的第二天，他们继续进行有关四川党史的访谈。萧泽宽一开始就 激动地说起牟炼先，他说，昨天他想了一晚上，有许多想法，许多感慨。牟炼 先被捕时，他在重庆市委组织部，但一点不知道牟炼先已到重庆工作并因“历 史反革命”罪被捕——工商联逮捕一个小小的“历史反革命”，是不可能向市 委组织部报告的。当时牟炼先也不可能找他申诉、求助，因为当年他在叙永县 作地下工作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萧震声，因此牟炼先根本就不知道萧泽宽就是 当年曾得到过他牟县长支持、帮助的那个地下党负责人。
胡康民告诉他，牟炼先一案，对他的家属来说，现在已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他的妻子刘子英，在几十年岁月风雨中，含辛茹苦把子女们抚养成人，长女 、次子都是中学高级教师，次子还是所在区的学科带头人，长子是大型国有企 业高级管理人员，次女也是国有企业副厂长。他们都自立自强，学有所成，现 在除次子外均已退休。他们一再申诉，要求平反，已不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 运，而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正。
萧老严肃地说：“请你们转告他的家属，关于他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我可 以负责为他作证！……”
那次谈话之后，萧泽宽亲自口授，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秘书记录整理了 关于牟炼先当年在“伪县长”任上同情支持共产党人的证明。
牟炼先是在１９３９年８月调任叙永县长的。萧泽宽在证明中写道：“他 在做叙永县长时不贪污，生活比较简朴（这在国民党时期很难得），并在县政 府和一些乡镇、学校的主要官员中，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如 县政府财政科长杨授书、禁烟科长刘苍武，都是党员；秘书、警察局长等，都 是党的同情分子。我也得以在叙永县禁烟科所属戒烟所当管理员，同时还安排 了党员王伯阳做收发，党员古正才做文书的社会职业为掩护。”“１９３９年 冬，我党党员廖克刚被国民党泸州专署特务机关通知叙永政府逮捕，是我党组 织通过牟炼先同意秘密离开叙永的。对此我可以负责的证明。”“牟炼先因为 不贪污，同情进步，被视为有‘红色’（通共）嫌疑，只作了半年多县长就被 免职。他是因‘红帽子’而下台的。随着他的下台，所有在县政府工作的党员 和进步分子也都跟着离开。”
萧泽宽还写道：“１９４６年秋，我任巴县中心县委书记时，在重庆向四 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汇报请示工作，吴老说，牟炼先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脱离 党的组织，但不是叛党出卖党。根据他的表现，可以作为党的统战对象。１９ ４９年，我任川东特委书记到潼南县巡视工作，听说他作过潼南县长，根据吴 老指示精神，曾准备直接找他建立统战关系，但这时他已调离，没有作成。”
萧泽宽在证明的结尾郑重写道：“解放后，我在重庆工作期间，不知道牟 炼先因历史问题在重庆被捕，在合江服刑。根据其家属申诉，我以为，牟炼先 脱离革命以后，虽然混进官场，作过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一般例行工作，但也同 情革命，为我党作过一些有利的事。如无特殊有据的重大罪恶，应予适当保护 ，不应给予打击和镇压。现虽已事过多年，为还历史以公正，建议有关机关接 受家属申诉，认真复查，实事求是的予以处理。”
这个证明文书，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正式盖章签发，并特别说明：“萧 泽宽同志是我部１９８２年离休的老部长，中共正式党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都在四川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党工作。曾任泸州中心县委常委、巴县 中心县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由于年老，患末梢神经炎，书写困难，但记忆 很清楚，此件由萧回忆口述，我部秘书记录整理。”
为了能让牟案得到及时认真的复查处理，萧老还特地关照与他一起在川东 地下党和重庆市委工作过的廖伯康，请他在成都帮忙督促四川省有关方面。廖 伯康是从四川省政协主席任上离休的。接到萧泽宽的委托后，他就积极行动起 来。他向中共四川省委分管领导人送去萧泽宽的证明文书，并在口头汇报的同 时特意郑重地写了几点书面说明：
一、萧泽宽是原四川地下党硕果仅存的领导人之一，又曾任当事人所在地 区的叙永、古宋、古蔺三县特区区委委员、组织部长，泸州中心县委常委，巴 县中心县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足迹遍及川南、川北、川东，他所写的证明 文书，应视同组织证明； 二、我在重庆工作期间，就了解到牟炼先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历史和地位 ，他是由四川建党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入党的，担任过被中 共重庆地委视为党报的《四川日报》总编辑，接替朱德担任过二十军代政治部 主任，“三三一”惨案后脱险赴武汉，是向国民党中央执委和武汉国民政府报 告四川情况的主要代表之一； 三、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历程就像一场接力赛，跑到终点的是少 数人。有的人只跑完一段路就退出了，没有跑到终点，但是其中有的人不忘旧 情，继续同情、支持革命，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对我们有过一些具体的帮助， 他们是党的朋友。这是我党地下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类问 题上我们过去欠账甚多，现在应该主动还账，人家送上门来了，我们更应做好 工作，尽量弥补过失；
四、鉴于牟炼先案的特殊性和家属已经年高病危，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办理 。
萧泽宽的证明，廖伯康的说明，不仅仅是对牟炼先这一个已尘封半个世纪 的历史人物的关心，而且是对他们所珍视的一段历史，对他们所珍视的那些革 命经验和传统的关心——正是这些经验和传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在异常艰 难困苦的情况下由败转胜，由弱到强，走向兴旺发达。
从这时起，牟炼先案的复查、平反工作正式启动。
新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已经步入正轨。有了各方面汇集起来的充足证据 ，又得到萧泽宽、廖伯康等老干部的热情关怀，四川省有关主管领导人认真督 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千头万绪的情况下，抽调资深的审委会成员，积极 对这个已经尘封半个世纪的旧案展开了认真的复查。复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３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２００３）川刑再终 字第１１号《刑事判决书》，正式作出终审判决，宣告牟炼先无罪。
当法院的判决书送达重庆牟炼先家属手中，牟炼先的子女向病床上的母亲 刘子英报告这一喜讯时，已９２岁高龄、昏睡多时的刘子英忽然睁开眼睛，用 微弱而清晰的声音说了一句：“半个世纪了……”
此后不久，胡康民、赵权璧再次到北京找萧泽宽了解党史情况时，向萧老 转告了牟炼先案平反的喜讯。萧老非常高兴，一再说：“这件事办得好！这件 事办得好！”谈了一阵其他事情，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又说：“牟炼先这件事办 得好！”
他的欣喜，显然是从这一个旧案的平反，展望了与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 业有关的更多的前景……
附注：此文正在修改定稿时，意外传来萧老因心脏病突发，于２００３年 ６月１７日在北京病逝的噩耗。所幸的是，萧老临终前看到了他所关心的牟炼 先案的平反，并认为这是办得很好的一件事。带着那份欣喜，萧老应该是走得安详的。＊＊＊＊＊＊＊＊＊＊＊＊＊＊＊＊＊＊＊＊＊＊＊＊＊＊＊＊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