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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

--十九年前一件开会通知引出的回忆

陶世龙


 

这次回北京,翻检旧物,发现一份开会通知,1985年4月4日由中国科技报(次年改名科技日报)副刊部发出。现照抄如下:

* *同志:

本报订于四月中下旬在京召开第一次《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为主题的讨论会。特请您出席发表意见。
    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曾有力地冲决了封建文化的大堤,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惜,由于它自身的弱点,它的反封建任务,特别是对于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清理,做得很不充分。今日中国 的文化建设,当然有其崭新的内容,但是科学与民主仍然是重要的课题。就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当今的世界,科学(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等),已经成为进步文化的脊梁,而今日的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正处在一个改革的关键时期。真正渗透了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也必定是改革和科技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月八日本报文化副刊创刊之际,曾在《我们为什么办文化副刊》中说:
    “我们欢迎大家都来利用这个园地,说自己想说的话:以科学为准绳,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   文化,用科学来武装现在色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
    但我们的副刊距离实现这个目标尚远,这次讨论,相信不仅对本报广大读者会有所启发,对本刊找出实现目标的道路,也将是有力的推动。
    为了使讨论的内容充实,请您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对今日的影响,结合您的专业、学术研究、工作、社会条件等等您所感兴趣的方面,略作准备。如有发言要点或发言文稿留给我们整理见报,我们更是感谢。 讨论会拟进行一天,具体时间、地点会前将再通知。务望鼎力支持。专此。
       即问
大安!

中国科技报
   《文化》副刊
        1986年4月4日

当时中国科技报新建不久,长期在中国青年报从事科普副刊编辑的赵之先生,到那里去当了编委兼副刊部主任,林自新先生任社长兼总编辑,孙长江副总编辑分工在副刊。大家都经历过文革,深感文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因素,而与我们的文化基础有关,启蒙在中国仍是一项沉重的任务,而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子,必须互相支持,作为科技界的报纸,不能就局限在科学和技术本身范围以内,还应该对我们整个的文化建设起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办起了文化副刊,大概是科技性报纸从来没有过的。这时又提出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准备以座谈会开始,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早有此意,作为与赵之先生合作数十年,并同经文革忧患的科普作者,我尽力参与了这次讨论的组织。

转眼十九年过去 ,通知的纸张已经发黄,与会者也已有多人辞世。回忆当年的讨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科技日报受欢迎的盛况,已如隔世,因此趁现在记忆尚存,略书数事,以期来者。

第一次讨论会,4月19日在北京召开,接着又开过一次,袁翰青、钱学森、侯仁之、邓广铭、杨一之、林元、孙小礼、郑伯农、杨根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专家学者二十馀人欣然与会,会后大多有发言整理出来在文化副刊的《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 》的专栏下发表,除了与会者,更多的各方面人士,也有来稿参加讨论。持续一年后,1987年4月,《文化》副刊 与《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合作,在武汉又开了一次,文学家徐迟、地质学家、地质学史专家夏湘蓉、建筑学家黄康宇等都有发言。

中国科协钱学森主席和副主席钱三强都很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融,1986年,中国科协成立了“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即今日通称的“两科联盟”,钱三强先生出任主任委员。1988年5月30日两科联盟举办了第一次“科学与文化”论坛,并继续举办了多次,我参加过两次,科技日报文化副刊设有专栏,发表这个论坛的发言,1989年1月4日发表有陈荒煤的《建议成立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和我的《发挥科学的思想武器作用》。

与此同时,在钱学森先生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学的课题,据说是第一次有院外的自然科学家参加的研究项目,中国科普研究所与他们合作,开了好几次研讨会,遗憾的是在1989年4月17日开过会后,就再也没有活动,无疾而终了。科技日报的文化副刊也嘎然中止。这一段历史可能少有人提及,而为后来者所不知,因此在大约十年后。江晓原、刘兵、吴国盛诸君将“科学文化”作为一种新事物推出,虽感到有对历史缺乏了解和继承的不足,但能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仍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中国的文化需要科学。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对所谓“科学文化人”还是支持和抱有期望的。但事情的发展,使我逐渐清楚,原来江先生等的科学文化,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探讨和追求的科学文化,名虽同而实异,简直是南辕北辙。

网上间有人对我何以对“科学文化人”诸君持批评的态度而不解,我在《不是“华山论剑”也不是什么“烂架”》中已有说明,现在再看看这封信,就更可以明白。

我们要把科学注入中国的文化,他们是要用人文来挽救科学,而且这人文是糟粕不分。

我们认为中国还需要启蒙,补上科学与民主这一课,他们却认为启蒙已成为过去,让广大群众热爱科学已是个古典的理想。仅此数端即足以说明,道不同,何可相谋。

陶世龙,2005年4月1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补注:在搜寻材料中发现, 朱效民在《赛先生依旧任重道远》说著名科学家顾毓琇先生早在30年代就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了。有人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均说成是科学主义者,如果去其贬损之意,倒是符合实际的。这方面的历史材料应该更多的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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