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陶世龙科学文化随笔
蔡元培的科学文化观
陶世龙
这是1986年7月16日发表在中国科技报文化副刊上的文章。原署名为“文抄公”，盖本文主要是抄录了蔡元培的观点。 而蔡先生这些观点，按所谓“科学文化人”定的标准来衡量，蔡先生应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且很强。他指出宗教家“假零星之科学知识以张其教义，以莠乱苗，其害乃转较蒙昧之宗教为甚”，很有现实意义 ，因此把它上网在此。---2005年4月19日
《文化副刊》开展“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的讨论，我也想来凑凑热闹。但自己实无多少高见，恰好读到由高平叔选编、河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论科学技术》，发现这个问题早就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关注，他的许多见解，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更显示出他的高明和切合我国的实际。这本书印得很少，仅一千册，见到的人可能还不多。因此，借《文化副刊》的一角，将有关的内容扼要介绍出来，当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新文化新在那里？蔡元培先生认为新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按照这个认识，他身体力行，为这科学能在中国生长奉献了一生。
他研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1931）中指出：“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至而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向国人大声疾呼：“如果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
这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前清翰林，对传统中的积弊看得很清，抓得很准。他在为《大学院公报》撰写的发刊词（1928）中提醒大家，我们不但在物质科学而且在精神科学上也落后了。“在西人已全用科学方法，而我族犹囿于内省及玄想之旧习，科学幼稚，无可讳言。”又说：“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
他特别重视从实践中求新知，为当时学术界仍“承袭数千年偏重理论之遗风”不安。在给《科学界的伟人》一书作序时（1936）发出呼吁：“故期望时俊彦士，能急当务之所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庶国家前途有望焉。”
不过蔡先生在这里并非急功近利，仅看中科学的实用价值，更多的是着眼于科学精神的提倡。他认为，只有使我们的文化科学化，才能使中国得到振兴。
他十分重视科学在精神世界中的作用，曾多次就此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尤其是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作的两次讲演，对科学在德育和美育上的重要意义的阐述，内容丰富，说理充分，很有价值。
他以北京高师的校训“诚、勤、勇、爱”为例说：“如‘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而无科学难以辨真伪，“是故欲力行‘诚’字非用科学方法不可。”
他又说：“凡实验之事，非一次可了。”研究科学需要“反复推寻，不惮周详。可以养成勤劳之习惯。”再说“勇”字：“勇敢之意义，固不仅限于为国捐躯、慷慨赴义之士，凡作一事，能排除万难以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科学家之事，困难最。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试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又如新发明之学理，有与旧传之说不相容者，往往遭社会之迫害，...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亦可于科学中养成之。”
说到“爱”字，蔡先生认为“若科学，则均由实验及推理所得唯一真理，不容以私见变易一切。是故嫉妒之技无所施，而爱心容易养成焉。”
总之，科学是人要提高修养所不可缺少的，这一点，在科学已渗入到现代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时，看起来尤为清楚。
蔡先生还认为，要发挥科学的作用，必须将它向全社会普及。对以传输科学技术，作起国人好学之志气的科普杂志《科学》的出版，表示绝对赞同，并注意到科学不去占领阵地，“宗教家遂得假零星之科学知识以张其教义，以莠乱苗，其害乃转较蒙昧之宗教为甚。”他筹划支持建设普及科学的博物馆，建议大学中的博物院相社会开放，鼓励“以流利之文笔，写科学之妙谛”，认为这种引人入胜的科普读物可以使读者起爱好科学之心，将他引入科学之门，登堂入室，“其有助于学校科学教育者非浅”。
对欧洲科学的勃兴，蔡先生认为应该科学家培根提倡科学之功不可没，赞赏培根从大编科学史着手的主张。他在为《西洋科学史》作的序中说：“为学之道，博学而后能精，温故而知新，在科学尤然；而博学温故，莫善于史--此培根编史之议，所以为西洋科学进步之一大动力也。说得很有道理，现在我们重温当年蔡先生倡导发展科学化的新文化的历史，不是也很有积极意义么。
陶世龙，2005年4月19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