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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先生的反对袁世凯独裁帝制和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功绩
陶元珍
胡适之先生之反袁，并不自袁进行帝制始。宋教仁被刺，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一年，适之先生曾把宋案证据剪贴在日记里。先生于民国三年二月记道：「偶检故纸，得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中搜得之证据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不了了之，他日青史终有公论，吾故以此诸件黏于左方。」(《藏晖室札记》卷三第四九条「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证据」商务本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册页二零零——二零一)这些证据，总题作「应夔丞秘密证据之一部分」，共四十三件，都是从上海《大共和日报》上剪下来的(留学日记第一册页二零一——二二一)，真是有心人！这就是在反对袁世凯的独裁。适之先生所保存宋案证据之多，祇有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可与伯仲。当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剑农先生正在英国留学。剑农先生是湖南省官费生，因反袁之故，官费被袁的爪牙汤芗铭所取消。剑农先生抗不回国，每月用费减至最低限度，房膳四磅、购书一磅。女房东嫌钱少，厉行减少膳食的供给。剑农先生忍饥苦读，怡然不顾。两先生高风亮节，隔洋辉映，后来成为好友，非无故也。(剑农先生于袁世凯死后归国，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杂志》。适之先生曾由美写寄不少文章交该刊发表，及返国，一到上海即访晤剑农先生，是为两先生的第一次会见。后来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于民国十九年出版，适之先生曾特买八部送人。)
适之先生在剪贴宋案证据之同月，曾先后得到宋教仁案唆犯应夔丞被刺死、赵秉钧被毒死的消息，就断言是最高层的教唆者杀以灭口。先生记道：「昨见日本报纸，知应夔丞在京津汽车中(元珍案：此『汽车』系指火车而言。)为人枪毙。此虽快心之事，然吾恐杀之者即使应杀宋遯初之人，今兹杀应以灭口耳。」(札记卷三第四九条留学日记第一册页二零一)又于同月十九日记道：「顷见日文报纸载一月十九日应桂馨出京，(元珍案：应桂馨即应夔丞)在京津火车中被人用六寸长短刀刺死。」(札记同卷第五零条「应桂馨死矣」留学日记第一册页二二一)(元珍案：应确系被刀刺死，被枪毙系误传。)又于同月二十七日记道：「英文报载直督赵秉钧二月廿七日暴死，人皆疑为被人用毒药暗杀。此案之诡谲，可谓极矣！凶手武士英死于上海狱中，应氏死于火车中，今赵氏复以毒死。继赵氏而死者谁耶？」(札记卷三第五一条「死矣赵秉钧」留学日记第一册页二二二)李剑农先生说，应夔丞死后，赵秉钧曾用电话向袁世凯询问究竟，袁厉声答称：「总统杀他！」赵叹息云：「今后尚有何人为总统尽力？！」电话立时被袁挂断，不几天赵也死了。当然赵应武三人都是袁害死的，适之先生对袁并没有冤枉。
民国四年八月里，适之先生得到袁世凯恢复帝制，美国学者古德诺赞成袁称帝的消息，曾用英文写成两篇论评，以反对袁世凯帝制并驳斥古德诺的谬论。先生于是月十八日记道：「报载袁世凯将复帝制，美儒古德诺(Frank J. Goodnow)赞翊其说，不知确否？昨下午纽约《外观报》(The Outlook)以电相告，谓其社中记者将据报载消息立言，并询余意见。余为作短文论之。」(札记卷十一第六条「论袁世凯将称帝」留学日记第三册页七四一)此文题目为《China and Democracy》(中国与民主政治)，全文即附札记此条后(留学日记第三册页七四一——七四八)，大概是发表后将报纸剪贴的。札记同卷第二零条「辟古德诺」是先生于同月廿九日所记的。先生记道：「前作文论袁世凯将称帝及古德诺赞成此议之风说，颜之曰《China and Democracy》意有未尽，复作一文，专论《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人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又以一国名宿也(古氏新被选为约翰霍布铿大学校长)，故其言为人所深信，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辨；故乘此时机作文攻之，以投《新共和国周报》(The New Republic)，不知能注销否？」(留学日记第三册页七六八)此文没有附在后面，大概还是注销来的，适之先生舍不得拆散，故尔未贴。古德诺这个人，就是杨度等奉袁世凯命成立筹安会抬出来的洋招牌。梁任公先生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帝制，提到古德诺，曾愤慨地自叹「我睛非碧，我发非黄。」适之先生以二十四岁的青年，毅然把筹安会的洋招牌摔下捶碎。同时在美留学的那样多中国留学生，有第二个人能像先生这样办吗？！笔者于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晚间参加北大校友会，庆祝校庆及适之先生华诞的聚餐会，曾向适之先生提到他的反帝制论文，并劝他把自己用英文写成的文章搜集在一起，编为文集，先生很同意。这是笔者和适之先生最后一次谈话，以后于民国五十一年二月廿六日到殡仪馆致吊，所能看见的祇是先生的遗体了！
适之先生在袁世凯死的次日得到袁的死讯，先生于是日(民国五年六月七日)记道：「袁世凯死于昨日。此间华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谓『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者矣。……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矣。二十年来之精神财力人才，都消耗于互相打消之内讧，皆戊戌之失败有以致之也。……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喜乎！」(札记卷十三第十三条「死矣袁世凯」留学日记第四册页九二六——九二七)这是先生对袁的严正谴责。是年，朱经农先生由华盛顿到纽约看适之先生，先生赠朱诗说：「六年你我不相见，一见在赫贞江边，握手一笑须言，而今你我都少年。回首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做讲师，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志颓唐诗。那时我更不长进，喝酒往往不顾命，……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如此太不成事体。从兹不敢太胡涂，六年海外颇读书，也曾不饮一杯酒，未能全断淡巴菰。往事三天说不完，且喜皇帝不姓袁。……」(《尝试集》)先生这几年的留学生活，进思修业很猛，与出国前浇除胸中块垒的才子情怀，自不相同。反袁反帝制成功，心境快畅，「且喜皇帝不姓袁」的诗句，是由袁世凯称帝失败，留下前车之鉴，相信中国再没有人敢像袁的帝制自为，民主国体可得到永久保障了。
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存在，这些军阀们虽无像袁一样称帝之野心，其独裁暴政仍承袭袁的衣钵。梁任公先生称这些军阀们为袁世凯的游魂，一点不错，祇要袁世凯的阴灵一天不散，老百姓即一天不安。由于没有袁世凯作唯一的头脑，袁下面的人便派系对立，大打特打，更进而派系之中又有派系，混战一团糟。而且在北洋军阀之外又新起了若干军阀，他们本来是反袁的，反北洋军阀的，却向袁和北洋军阀看齐，这种情形在西南各省特为显著。适之先生于袁世凯死的次年学成归国之后，看不惯军阀的害国害民，便藉其在留学时期已开始致力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推翻军阀的正义力量。因为适之先生专心任教写作，他所致力的新文化运动，很快便得到广大学生群和知识分子集团的赞同拥护，而大多数人民在军阀暴政之下困不聊生，众心思变，军阀们的力量便经不住新文化运动的正义力量的打击了。
适之先生致力新文化运动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提倡语体文，使这种新的利器能为较多的人所利用、所了解。民智普及了，面对着恶势力，自然要抗争奋斗。另一方面是传布新思想，鼓励人们对学术、政治、礼教、风俗的一切重行估价，重新认识。李剑农先生说，一种文化运动进而成为政治运动是必然的。因为经过文化革新之后，必要把文化的革新应用到政治方面，以实现政治的革新。五四运动正是由文化到政治的转折点。尽管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那天适之先生已因公到了上海，并不在北京，但五四运动之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则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于辛亥革命发生时方在美国旅行，途中到饭馆吃饭，买份报看，纔知道武昌首义的消息，这与中山先生之为革命领导者又何碍呢？致力新文化运动的，当然不止适之先生。曾慕韩先生于五四运动前一年，在日本东京号召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大举归国，进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致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发生，其中坚人物如周枚荪先生、康白情先生，都是少中的会员。(康先生是笔者的小同乡，和笔者均是四川省安岳县人。康在北大读书时，曾得先祖父云门公的接济。)枚荪先生代表北京各校学生南下促请沪宁各界支持，路过南京，便曾由少中会员左舜生先生协助。五四运动时间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那一天曾慕韩先生也正在上海，慕韩先生于获悉五四的消息后，在所主持的《救国日报》(留日学生救国团办的)着论赞扬，随即赶往北京，赞助一切。能因五四那天慕韩先生不在北京，即说他和五四运动无关吗？
自五四运动发生，中国革新势力的发展一日千里。国民党因利乘便，挥军北伐，俯拾胜利的果实，打倒北洋军阀，有如摧枯拉朽(剩下的地方军阀如西南军阀之类，已无关大局)。这完全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接着发展的革新运动所裨予的。李剑农先生说得很公平，他说，清末同盟会所办《民报》里章太炎的文章，高等学堂(略等于大学预科，年限还要长些。)的学生还不易读懂。五四以后，白话文流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用白话记录下来，恐怕高小学生(略等于国校五六年级)也不会感觉到看着吃力吧？这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即有莫大助力。再则五四以后，各校均有学生会之组织，各地均有学生联合会之组织，其上更有全国学生联合会之组织。李剑农先生很风趣地说，其时国民党各级党部，恐怕还不及那些学生会、学生联合会组织严密吧？适之先生追悼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的诗说：「我们脱下帽子，追悼这第一个死的，但我们要知道，请愿而死毕竟是可耻的！」(《尝试集》)姜高琦系于民国十年六月参加向安徽省议会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各校学生请愿行列，被安徽帮办(可说是副督军)马联甲部下的士兵用刺刀刺死的。先生认请愿而死为可耻，此即鼓励青年革命之意。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接着的革新运动，能有那样多有志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吗？
适之先生于民国元年十一月十日曾称赞梁任公先生说：「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家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札记卷二留学日记第一册页一二二)这一段话决非过誉，我们很可借适之先生称赞任公先生的话来称赞适之先生自己，祇需将这一段话里面几个人名改变一下就行了。至于第一第几，倒不必计较，其为大功臣则无疑问也。
民国五十二年三月十日
胡适之先生逝世已一年多了，散见各报纸期刊的纪念文字，大概有上千篇，汇印在一起的专册也有好几本，但是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适之先生传记出来。本年三月一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六十五期，有毛子水先生的《胡适传》，虽然篇幅不过近二万字，至少可当作适之先生的简传读。可惜子水先生顾虑稍多，于适之先生的反对袁世凯独裁帝制只字未提，这在适之先生的留学日记中，自记得很清楚，子水先生不会没有注意到吧。于适之先生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功绩，子水先生亦欠表彰。至于适之先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子水先生说得有点不即不离，大概近来有人骂五四运动，连带也骂适之先生，子水先生下笔颇难，用心甚苦，是很值得同情的。其实，五四光焰高万丈，那管群儿故谤伤！适之先生亦复如此，骂先生的人正如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自量也。本文之作，意在供为适之先生写详传者参考，写详传的工作，自亦非子水先生莫属。适之先生虽有四十自述、留学日记，文存，专著，以及未刊手稿等传下来，仍待子水先生以其多年见闻为之贯串。在适之先生成千累万的学生中，像子水先生一样，从学甚早，所学略同，而又共事很久的，恐怕没有几个人了。犹忆民国二十三年在武大史学系毕业之后，立意到北平进北大研究所，谁知到平之后，研究所忽决定停止招生。承适之先生特许，经过论文审查，入所为特别研究生。次年，经过考试，以第一名考入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又承适之先生特为申请奖学金(金额较原设之助学金为多)，从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曾连续选修适之先生所开传记实习课程两年，每两周上课一次。上课并不在教室里，即在文学院会议室，用开会的方式，围绕会议桌的四周坐着，由选修同学报告心得，再由适之先生批评指示，这种乐趣是至今还不能忘记的。虽则对传记的基本看法，与适之先生不尽相同，一向认为传记是史，与梁任公先生以传记为人的专史的见解颇为接近，适之先生则认为传记是文学。如此，不是那些文笔很「美」的「作家」们，即不能写传记，连适之先生为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和最近毛先生为适之先生写的简传，都要找一位「作家」来重写一遍了。台北近有一个刊物，名称好像叫作《传记文学》，其中的「作品」又有几篇具有文学的意味呢？对传记的兴趣，确被适之先生提高不少。抗战发生，离开了北平，在四川安岳家里休息一年之后，曾于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为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教中国近代政治家传记一年、中国政治家传记一年。三十八年五月来到台湾前，还曾于是年春赶忙为湖大史学系特开史传学一课，以史传为名，犹系许多年前的旧观点。几十年来，常想创办一史传月刊和传记资料半月刊，始终未能实现。而适之先生已作古人，请益无由，徒增悲感而己。
同月十一日附识
原载《新中国评论》第二十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