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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少杰之「红教联」事件
五柳村编者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唐少杰教授在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第二章“风起云涌--「文革」在清华大学折射出的第一个高潮”的第二节“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狂澜萍踪”中，对清华大学教师组成的红教联的成立，还有稍后发展成为包含职工在内的红教工的活动，作为清华大学在百日大武斗之前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桩大事 ，作了描述与评论。
清华大学红教工负责人之一陶德坚是我的妻子，被康生点名，成为清华园内仅次于蒋南翔先生的批斗对象*，从红卫兵大乱清华，到以迟群为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和党委实为工军宣队统治清华大学时期，失去公民权利延续近十年之久，的确够得上清华大学1966-1976年间的一件大事，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为许多记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的著作所忽略，包括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先生的回忆录《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也漏记了。唐少杰教授首书其事，应该肯定。遗憾的是唐少杰教授的论述与历史的真实出入 很大，有的语言显然是沿用了运动中诬陷不实之词，已越出学术研究的性质。从网上查得：“唐少杰，1959年11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76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当农民；1978年2月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77级本科，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毕业后进入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同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82级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5年7月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他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其所论述，应有出处，遗憾的是绝大部分没有注明，而此书署名为唐少杰著，不是编，作为学术研究，唐少杰教授理应出示其立论的依据同时对其负责。
陶德坚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她在病榻上写下的回忆录《风雨人生》 ，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些事件我也是亲历者，可以作证。现在她辞世即届十年，当时清华大学红教工负责人大多已调离清华，其中张家连先生也已辞世，长期以来他们失去话语权，那一段历史真相正在被淡化和歪曲。为不愧对逝者和勿使误导后人，我有责任出来说话。
唐少杰教授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因出版社已申明不得转载，故按惯例，仅将其中有关陶德坚和红教联的部分文字摘录转发，大家可与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 中以下章节对照阅读，自去辨别。五柳村还将发表一系列文章和史料以供关心者研究。
陶德坚的《风雨人生》中有关章节：
一切都“黑”了■干部下楼反干扰■在恐怖的阴影下■不能再躲下去了■组织红教联■枪打出头鸟■精神病？政治犯？■沈孝宇事件 ■68.2.21■工军宣队进校■各自东西■来到鲤鱼洲■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重聚清华园■批林彪又成为重点■短暂的宁静 ■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熬到了江青迟群垮台■别了，清华！
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摘录
第二章 风起云涌--「文革」在清华大学折射出的第一个高潮
二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狂 澜萍踪
文革头两个月，清华大学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被清华造反派群众看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短兵相接的一个阵地。随 著（原书如此，应为“着”）毛泽东斥责工作组，工作组撤离清华之后，清华大学很快又被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击”的一个前沿。自1966年6月初至1968年7月底，清华大学的文革历程高度凝聚式地体现出了文革最初两、三年的特点，以清华自身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折射出了文革第一个历史阶段即群众运动阶段的诸多方面。这里，以清华大学在百日大武斗之前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或由其特殊活动而带来的重大影响，展示上面提到的体现和折射。
一、「红教联」事件
「红教联」成立于1966年10月28日，由陶德坚（土木建筑系教师，女）等几位教师发起，最初共有成员30多人，绝大多数成员在文革前被定为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遭到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坎坷。12月中旬，「红教联」大量发展工人，成员达260多人，并改名为「红教工」，全称由过去的「清华大学红色教师造反联合总部」改为「清华大学红色教工造反联合总部」。1967年1月，「红教联」成为井 冈山兵团下属的一个教工组织，3月中旬，因名声问题，被迫自行解散，部分成员转入团派。
「红教联」的影响有二：
一是「陈里宁事件」。1966年12月下旬，「红教联」在北京红卫医院（原称安定医院）发现了保外就医的犯人、原湖南湘潭市人民政府资料员陈里宁（33岁）。陈里宁本人患有精神病，50年代末就担心刘少奇反毛泽东。60年代初开始不断写信、写日记，抨击刘少奇，后被逮捕关押。「红教联」如获至宝，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个别工作人员的首肯，与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医学院和红卫医院的有关造反组织在红卫医院成立了为陈里宁翻案的 「联络站」。1月6日，这些造反派组织上百人冲进陈里宁曾被关押的公安部下属的一所监狱，大闹为陈里宁平反。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王力、戚本禹等人亲临红卫医院，上午接见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代表，下午接见陈里宁等人，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励 「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2月，迫于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群众的压力，公安部给陈里宁开了「平反释放证」，后又开了「无罪释放证」。
一时间，陈里宁被捧为反刘少奇的「英雄」，红遍京城内外，四处讲演，还来清华大学作了一场报告。「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书信等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织把该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演出了该话剧。中央戏剧学院的几个群众组织还编演同一题材的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1967年7月底8月初，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所谓「揪刘火线」上，一些群众组织也演出《新时代的狂人》一剧，给「揪刘火线」上的造反派群众助阵打气。陈里宁自被释放出不久，病态显露，加上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几个大员垮台，再加上陈里宁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揭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捕归案。
「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文革初期造反群众反政治权威的狂热性和由此而传散开来的狂妄症，“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精神失常，却使精神病人恢复正常」5。
二是「红教联」的极端观点和主张。在清华文革初期，「红教联」是一个很小而又非常典型的、以教职员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它在清华校外的名声由于陈里宁事件远远大于它在清华校内的名声。「红教联」在清华文革初期的主要影响是它提出了许多极端观点和主张，即使团派广大群众对这些观点和主张也刮目相看，而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团派一类的造反派那里颇有市场。
「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即「文化大革命真是大变动，左、中、右大倒个」、「十七年的左、中、右颠倒过来了」，「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中去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要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种变动的必然性」。「红教联」一些人主张：「今天文革的左派要到过去的右派中去寻找，而今天文革的右派要到过去的左派中去寻找。」个别人甚至提出重新评价1957年的「反右」运动。「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红教联」的个别人提出文革「夺党权」的口号，声称「我们痞子就是要掌权」。
*现在我们看清华要斗王光美、刘少奇、蒋南翔，还有陶德坚，（陶德坚是红教联的头头喽）蒯大富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了很大进步。北京大学，他们批判陆平、彭佩云，还有其他的人，这样的时候，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开始了学校的按照毛主席路线进行斗、批、改的新高潮。使学校的运动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是同志们一个很大的成绩，我们感谢同志们！因此，我诚恳地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实践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康生，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时的讲话，1968年9月14日。）
5 林焱《「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6月号，第35期，页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