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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唐少杰《一叶知秋》（一）能如此研究历史吗？
陶世龙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以下简称“唐著”），是2003年就在香港出版了，不过我是去年（2006）秋天回到北京才看到。从徐海亮先生对此书写的评论《我看清华文革--读《一叶知秋》 》 得知，这本以学术著作名义出现的书，对清华大学红教工及陶德坚等核心成员仍在沿用文革中诬陷不实之词。这就不能不予以注意了。
随后想起曾昭奋先生对我说过，唐少杰曾找他要过陶德坚的《风雨人生》，在“唐著”的参考文献中也列有这本书，但他显然并未尊重《风雨人生》中记述的事实，而如徐海亮先生所指出，“基本引用的文革派性辩论的资料”。当然 唐少杰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采用另外的说法，但作为研究历史，必须考订史料，力求作到符合历史真相，遗憾的是，唐少杰先生 没有拿出经过考核，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甚至连引用的出处都没有，而他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只能引用别人的材料。
据闻作者现在似乎已成了研究文革的专家，甚至介绍为“站在国际学术界的最前沿的精英中的佼佼者”（日照新闻网2006-07-31 日照日报）但找来《一叶知秋》粗看一下，就发现问题不少，仅举数端即可见一斑：
「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
「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
「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唐少杰著，200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49）
其实这些问题自1967年红教工的对立面贴大字报开始，到成为迟群控制下的专案组作为对陶德坚等定罪的材料，审查历时十二年之久，最后，德坚“要求在做结论之前开一个对证会，请把所谓我的反动言论的人证物证拿出来，我们当面对质，如果事实证明我确有那些反动言论，无论怎样处理都可以；如果证明那是诬陷不实之词，那麽我要求，过去在多大范围批我，就在多大范围内给我澄清，还我以清白。”却无人出来负责，德坚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字， 清华大学党委也只能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同意她到了华中工学院。（陶德坚风雨人生：别了,清华!）
现在唐少杰先生不知得到什么有力的证据，要再断这场公案，那就该把证据拿出来公之于众，虽然德坚已不在世，但许多知情人还在，而且群众的眼睛的确是雪亮的，大家对比两方面的材料，不难辨别。遗憾的是唐少杰先生只有结论，一条证据也没有。其实在 经过四十年后，许多人已能抛却派性或个人恩怨，历史真相正在恢复。如徐海亮先生所引述，红教工的对立面，文革开始前的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先生坦承：当时“四一四”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的头上。
但唐少杰先生在《一叶知秋》中却仍拾起这些已经破产的文革唾余。
在那时，一些派性强或习惯整人的人，有这些行为不奇怪，遗憾的是据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唐先生，到现在却仍持有类似的思维方式，就太令人吃惊了。
类似的问题还很多，这里不再列举，对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展开，这只是一个开头，以后在会这里继续用事实材料一一批驳。
只想再说一下，唐少杰的研究中，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忽视史料和对史实的考订。
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之名，但全书正文有347页，仅有31页记述“百日武斗”。推演铺陈的空论占去很大篇幅。
引用的事实材料大多没有出处，间有注明的，而其中《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从历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义》之类没有多少史料价值的文章，又占去一部分。参考文献和资料列出的篇目不少，但没有在书中引用处注出，也就无法得知作者究竟引用了那些。
有趣的是，作者在第23、24、25页上连续加注，指称他人的六部书或“通篇错误”；或“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或“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这些批评或者是对的，但何以证明他们是错了，而唐少杰是正确的，也没见到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倒是《一叶知秋》仅仅看到第7页，就发现一个明显的硬伤，“井冈山红卫兵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最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嫡系部队。证据有二：一蒯大富9月6日出任「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红卫兵三司」或「三司」）召集人”。正好当时参与「三司」建立和在那里工作的聂树人先生发来一篇《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把事情说的比较清楚，我就不多谈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于四十一年前开始的那段历史，记述错讹不少，有些是记忆或传闻的错误，也不排除有人为了某种利益有意为之。所以纠正唐少杰《一叶知秋》中的谬误，对当前的文革研究 或许是有意义的。
在许多基本事实尚未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大发议论，是史学研究的一大忌，猛然想起，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1940 ）
我以为这也适用于文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