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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紧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马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处、随意走动了。
翦伯赞与妻子食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身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头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荡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种以学潮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做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 ”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宫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学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感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入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姐姐终日关在家中，不准出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头脑聪慧的知识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流不止，完全忘记了身边的人和事。等出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天气更冷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7年——1948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精英数百人，云集香港。我们一家先住柯士甸道，后搬至胜利道。翦伯赞先住在山林道，后迁居尖沙咀防海道。一到香港，他即与胡绳会面，接上组织关系。在继续统战工作的同时，他在香港达德学院讲授中国历史，并兼任《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父亲到了香港的头等大事，就是为恢复民盟而忙碌，几乎天天不见人影。那时的我，做了培正中学（兼设小学）的一名学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召开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农工的彭泽民，致公的陈其尤，救国会的李章达，以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口号”里的号召，共商建国大计。月光斟满了志士的酒杯，诗请激荡着文人的胸怀。他们已然望见了光明。
5月8日，翦伯赞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拥护新政协的召开》的发言，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有声望的文化人多达数十人。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开新政协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中共南方局的运筹下，翦伯赞和父亲在这一年乘船离开香港。
等我再见到翦伯赞夫妇的时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两家均住在北京饭店的二层。我家住214号房间，是套间；翦氏夫妇住201号房间，是单间。
戴淑婉见到我，劈脸即问：“小愚，我家的锅巴好不好吃呀？”
“好吃，好吃，我还要偷吃！”我这样嚷嚷着，一头扎到她的怀里。
全家大笑。
翦伯赞刚安顿下来，即让吴晗陪同，拜访北京大学的向达⑹，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著名学者、教授。这是礼节性拜访，彼此客客气气。但父亲说：“这是老翦的高明之处。”
“你为什么说他高明呢？”母亲有些不解。
“当然高明哪！你想呀，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说，他的‘史纲’被不被这些人承认，还是个问题。”
翦伯赞从香港转来北京，并没有进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的历史系任教，是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那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有郑天挺⑺、向达、杨人楩、朱庆永、张政烺、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杨翼骧、汪籛等十余人。这些人聚拢起来，即为胡适校长在任时的全班人马；分散开来，个个皆为饱学之士。1949年前，这些人不喜欢国民党，也不想沾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来了，为了保住饭碗，恐怕也得凑上去学学马列主义吧？于是，决定让时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郑天挺，去请马列主义史学家来校座谈。
应邀而来的宾客是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来听讲的是北大历史系全体教师。宾客本该主讲，胡适旧部理应恭听。谁知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对这四位来宾的学识颇不以为然，便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竟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翦伯赞大怒。出门，即愤然道：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则是向达。
这事的确深深地伤害了翦伯赞的自尊心。
1952年1月，中共展开了“三反”运动。它落实到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教授群体，便成为一个反复检查个人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工作态度的思想改造运动。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东荪⑻成为了运动的重点、民盟的焦点和社会的看点。在燕大与他一起列为改造对象的还有校长陆志韦，以及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这三个人里，张东荪的分量最重。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运动一开始，张东荪就轮流在燕大历史、哲学、国文、心理系（又称小文学院）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这也毫不奇怪。民主观念浸入骨髓的他，从来就对“检讨、检查”之类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中共控制思想、侵犯人权的行为。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燕大以节约检查委员会名义在2月29日这一天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讨论他的三次检讨”。大会长达五个小时，共有二十五人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是对其清算历史。
在这个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是担任燕大教务长的无党派人士翁独健，这个哈佛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足五分钟，只是希望张东荪“真诚向人民低头认罪”。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他发言的中心主题。为此，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㈠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
㈡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㈢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翦伯赞的发言意义在于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四反”（即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基调。伴随翦伯赞等人系统的揭批，是不断响起“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中国民主同盟“燕大”分部的全体盟员立即要求上级撤消张东荪在盟内外的职务。与此同时，《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年版）一书的题辞——“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柯亨语）。”重新公开。顿时，硝烟弥漫，人心骇然。
疲惫不堪的张东荪深受震动，他致函民盟中央（张澜、沈钧儒）表示如果群众还不满意他的检讨，自己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实，张东荪心里也清楚——哪里是群众（包括翦伯赞在内）不满意他。不久，在张澜家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邢西萍、由沈钧儒和父亲陪同，与张东荪谈话。张既表示悔悟，也说明许多揭发并非事实。接着，经过民盟中央召开的第二十五次会议，一致决议撤消了张东荪的盟内职务。张东荪又开始了检查，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突然，他的问题从“四反”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别说是翦伯赞，章伯钧，就是张澜，沈钧儒也惊呆，吓傻了。
至今张东荪案件的内幕，谁也不清楚，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蒙在鼓里。唯有一人是明白的。他，就是毛泽东。
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是必须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令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里，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雷海宗⑼教授，也被弄到了南开。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
作为翦伯赞的老友，父亲为他高兴，但同时又很替郑天挺惋惜，对母亲说：“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还是北大秘书长，兼任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老翦深，可南开的学术环境怎么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位子自然要让给老翦了。”
记得中学毕业的我决定报考大学文科的时候，父亲还说：“除了报北大历史系，你还可以报南开历史系嘛，那里有个郑天挺。”
我问：“他的学问有什么好？”
父亲说：“他的学问是遵循严格的治史之道训练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礼仪、习俗，皇室的氏族血统和八旗兵之类的问题，就去请教他。”
父亲还拍着胸脯说：“要是考上南开历史系，我就修书一封，让你去做郑天挺的入室弟子。”
“干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
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⑽。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
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进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出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高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感而发。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苏联办法全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出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种类型——①全部实行；②部分实行③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点。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感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性工作影响经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种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水过去，那就是领导冒进了。教务处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根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接下页)
2003年9-11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2004年1月改于香港中文大学田家炳楼·4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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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⑹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署名方向，湖南溆浦人，1900年生。幼年入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数理化部，一年后改学文史，转入高师文史部。1923年高师毕业后，入东南大学习历史。1924年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临时编辑，旋任英文见习编辑、编辑。1930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赴英国，初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任交换馆员；后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流出国外之我国珍贵史料进行抄录和照相。1938年秋，回国赴湖南，应浙江大学史地系之聘赴广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并整理从国外抄录之大量资料。1939年被北京大学文科所聘为中西交通史导师。1941年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赴河西敦煌，考察莫高窟。1943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次赴河西敦煌，考察壁画艺术。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底，参加北大护校委员会，并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历史研究》和《考古学报》编委，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66年11月20日逝世，终年66岁。著有《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中西交通史》、《敦煌学导论》、《郑和航海图》等。
注释⑺ 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
。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于北京，1907年入北京闽学堂。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1909年入闽学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部一年级；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6年退学离校，入北京大学补习班。1917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后又改以郑天挺之名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1920年毕业，任北京政府经济调查局编辑科科员。同年应聘厦门大学国文教授。1921年夏辞职回京，任《京话日报》编辑；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夏，加入北大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工作；9月任为法权讨论会秘书上办事；同年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至北京政法大学、市立一中、春明公学、私立华北大学、励群学院兼课。1926年4月返北大任教。1927年7月至杭州，任浙江民政厅秘书；8月辞职；9月回到北京。1928年3月任浙江禁烟局秘书；8月至杭州，任浙大秘书兼文理学院文科讲师，又在浙江省立高中、浙江自治专科学校兼课。1930年1月，为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筹备委员；二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12月任
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兼预科国文讲师。1933年冬，为北大秘书长，后兼中文系副教授。1936年又至历史系兼课，并兼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7年夏，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38年3月赴昆明；5月被派至蒙自筹设西南联大分校，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并在历史社会系教课；9月随校返回昆明。1939年5月，任北大研究所副所长。6月任北大文科明清史工作室主任。1940年2月，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5年9月奉命赴北平筹办开学事宜，并兼平津区教育部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11月返北京，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二分班主任兼代总务长。1946年7月，兼北大秘书长；冬，任北大史学系代系主任，后兼史学系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整理室主任。1949年1月后，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并指派为常务委员会书记，仍兼史学系系主任、秘书长。1950年5月，免去北大秘书长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4月，任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委员会历史教材编审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1963年3月，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4年10月，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重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同年任《中国历史大词典》主编。1980年，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同年，免去其副校长职务，11月聘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12月20日在天津逝世。终年82岁。著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满洲人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清代皇氏之氏族与血统》、《宋景诗起义史实初探》、《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等。
注释 ⑻ 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886年12月9日生于直隶内邱县。8岁母亲病故。1904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1年回国。1912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任内务部秘书。1914年1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4月在北京创办《中华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华》。1916年初识梁启超，积极参加反袁（世凯）斗争。1917年接替张君劢主持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后易名《改造》）杂志。1920年，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1921年主持中国公学。19927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辨证法论战》。1930
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1年与张君劢等人筹备发起“再生社”。1932年创办。国家社会党机关刊物《再生》。1933年宣布成立国社党，任中央常委。1934年12月与张君迈在广州出版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在北平出版《文哲月刊》。1936年发表文章，响应中共《八一宣言》，1938年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1940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与中共秘密合作，组织燕京大学学生赴解放区。12月因抗日罪名被日本宪兵逮捕。1942年保释。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创办《正报》，11月底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参加北平和谈，9月参加新政协会议，当选为这样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2月当选为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参加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12月被民盟中央开除盟籍，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195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央文史馆。1968年1月，与长子张宗炳一起被捕。1973年6月病逝于北京第六医院。享年86岁。著有《科学与哲学》《人生观ABC》《道德哲学》《认识论》《价值哲学》《知识与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现代伦理学》等。
注释⑩ 雷海宗（1907——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07年生。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52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1962年病逝。终年55岁。著有《中国通史》、《中国的家族制度》、《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等。
五柳村2004/07/19收到并制作上网 |